譚毅本來也沒有打算什麼都一把抓。
這樣的話，他就是有分身也要給自己累死。
軍政分離、兵權分割，是華國軍事制度貫穿千年的核心制衡智慧。
但其底層目的、執行邏輯與制度效能，在古代專制皇權與現代國防體系下呈現出形似神異的本質區別。
比如宋代時期的軍事制度的核心出發點，源於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武將篡權的歷史教訓。
皇權安全優先於國防戰力是貫穿始終的底層邏輯，最終形成“文官主導、兵權拆分、兵將分離”的極致制衡體系。
宋代將完整兵權拆解為三大核心許可權，分屬不同機構、互不統屬，從根源切斷武將專權可能：樞密院掌調兵之權，三衙掌統兵之權，地方帥臣掌臨時指揮之權，且核心決策層由文官主導。
樞密院作為最高軍事機構，主官多為文官，執掌軍國政令、軍隊調動，卻無首接統兵之權。
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三衙）負責軍隊日常訓練、管理，手握統兵權，卻無調兵、財政與人事大權。
戰時由朝廷臨時委派文官出任經略安撫使等帥臣指揮作戰，戰事結束即收回兵權，將領與軍隊互不隸屬。
同時，宋代以“更戍法”強化制衡，軍隊頻繁換防、將領定期調動，形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格局，輔以文官監軍、文臣督戰、宦官監察等手段，構建起文官階級壓制武將群體的權力結構。
武將無人事任免權、無財政支配權、無固定統兵權，晉升通道狹窄、政治地位低下，徹底喪失割據造反的基礎。
這套制度的本質，是用身份歧視與權力碎片化實現被動制衡，雖徹底解決了藩鎮之患，卻付出指揮效率低下、軍隊戰力孱弱、軍事決策外行指導內行的沉重代價，形成“內患無憂、外戰乏力”的制度困局。
二、現代軍改：軍種主建、戰區主戰的專業化制衡
當代“軍種主建、戰區主戰”體制，繼承了古代“軍政、軍令分離”的制衡核心，卻徹底摒棄了“重文輕武、弱化軍力”的落後邏輯，以專業化分工、平級制衡、黨指揮槍為核心，實現“權力可控與戰力提升”的雙重目標。
其核心是建設權與指揮權的徹底分離、各司其職：軍種（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等）為“建兵”主體，負責全軍編制規劃、裝備研發、軍事訓練、人事管理、後勤保障等軍隊建設事務，掌握完整的軍政管理權，卻不承擔作戰指揮職能。
各大戰區為“用兵”主體，專注於聯合作戰指揮、戰備執勤、應急處置、方向安全防禦，擁有本戰區內所有軍種的作戰指揮權，卻不涉及部隊建設、人事晉升、經費分配等事務。
軍種與戰區均為戰區級建制，平級並列、互不隸屬，統一隸屬於軍委，既無階級壓制，也無權力從屬，僅以職能邊界實現相互約束。
最終決策權、人事權、財政權、軍隊調動權集中於軍委，牢牢堅守“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從制度上杜絕個人或集團專權、軍閥化風險。
這套體制的底層邏輯，是以職能分割實現主動制衡，透過專業化分工提升聯合作戰效率與軍隊建設質量，制衡的目的不是削弱軍力，而是讓“建兵的更專業、用兵的更高效”，適配現代多軍種協同作戰的戰爭形態。
譚毅這邊，既不能單獨的使用古代以前的那種帝王專制的制度，也不適用於現代華國。
可以學習各大戰區為“用兵”主體，專注於聯合作戰指揮、戰備執勤、應急處置、方向安全防禦，擁有本戰區內所有軍種的作戰指揮權，卻不涉及部隊建設、人事晉升、經費分配等事務。
部隊的建設，人事晉升，還有經費等問題應該屬於譚毅的個人權力。
這是他對於麾下收攏軍心，以及獎賞的一個重要手段。
也可以學習華國設定雙長制。
當然，學習不是照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