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從疫區回來的當天晚上，在宿舍裡寫了一整夜的札記。
他寫得很快，竹簡上的字跡比平時潦草了許多，但每個字都力透紙背——連坐、檢舉、重刑、重典，這些法家學說裡被儒家罵了上百年的“暴政”手段。
他寫到天亮，擱下筆，揉了揉發酸的手腕，忽然笑了，像是在跟己經死了上百年的商鞅隔空碰杯的笑。
徐弱倒是沒什麼反應。
不是因為他不關心，而是因為他從一開始就看懂了姬珩這套做法的核心——板子也好，連坐也好，檢舉揭發也好，最終的目的不是懲罰，而是防疫。
她給了緩衝時間，前兩日只喊話不打人；她親自站在疫區，裹著那身白色怪衣，跟士兵和病人同進同出；她調了八個醫生、一千個兵。
在徐弱看來，這跟“兼愛”並不矛盾——兼愛不是軟弱，不是無原則的寬容，而是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保護儘可能多的人。
至於那些被打的板子，他嘆了口氣，心裡默默地想：疼一時，活一世，值了。
韓王的欣慰則來得更加深沉。
老頭子把姬珩叫到寢殿裡，沒有誇獎，沒有賞賜，只是讓她坐在炭盆旁邊，沉默了很久，然後說了一句：“恩威並施，你終於開竅了。”
姬珩低著頭，沒有接話，韓王也沒有再說什麼，端起案上的熱湯喝了一口。
賭場老闆們是在第西天被“請”到姬珩面前的。
說“請”其實是給面子，實際上是士兵們一家一家地踹開門，把人從賭桌底下、從後院的狗洞裡、從小妾的繡床上拖出來的，一個個衣冠不整、面如土色，像被貓從老鼠洞裡掏出來的獵物，瑟瑟發抖地跪在姬珩面前的那片空地上。
姬珩坐在一把從工廠搬來的摺疊椅上，面前跪了十幾個男人，年紀從二十出頭到五十開外不等，衣著從綢緞到粗布都有，但此刻臉上的表情出奇地一致：完蛋了。
那是一種知道自己手裡的每一筆賬都經不起查、每一個勾當都見不得光、每一條人命都可能在某個深夜找上門來的、深入骨髓的絕望。
她先處理的是純地下賭場的那一批。
所謂純地下，就是連遮羞布都沒有的那種。
沒有執照，沒有背景，沒有“合法”的外衣，純粹靠高利貸、暴力催收和抽水活著。
這種人姬珩連審都懶得審，首接讓士兵把賬本收走，人押下去，財產充公。
有個胖子大概是在自己的地盤上橫慣了，被押走的時候掙扎著喊了一句“我上面有人”，姬珩連眼皮都沒抬一下，揮了揮手說：“軍營還缺炮灰，送過去。”
胖子立刻閉嘴了。不僅閉嘴了，臉色從“完蛋了”變成了“死定了”，雙腿一軟，被兩個士兵像拖麻袋一樣拖了出去。
剩下幾個純地下賭場的老闆看到這一幕，一個個乖得像學堂裡第一天上課的蒙童，連大氣都不敢出，乖乖地跟著士兵走了——至少軍營裡還能活命，再吵？再吵連命都沒有了。
處理完這批黑色產業的，姬珩把目光轉向了剩下的那一半人。
這些人的臉上雖然也掛著恐懼，但底子裡多了一絲微妙的、不同於前一批人的東西，他們有“執照”。
用現代的話說，他們是合法經營的地下賭場，執照怎麼來的不重要.....反正不是從正經渠道來的，重要的是他們手裡確實有那麼一張蓋了官印的帛書，能在朝堂上某些大佬面前勉強說得過去。
姬珩看著這些人，糾結了好一會兒。
她糾結的不是該不該罰——這些人當然該罰，賭坊這種東西，不管是黑是白，本質上都在吸人血。
但她糾結的是怎麼罰才能既達到目的又不引發朝堂震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