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天來得比任何一年都晚。
陸安嶠是在中環的寫字樓裡第一次聽說新冠病毒的。一月初，新聞上寥寥幾行字，她掃了一眼沒有在意。香港一切如常，街上沒人戴口罩，蘭桂坊的酒吧還是人滿為患。她每天從公寓走到辦公室，路過皇后大道中那些貼著新春促銷海報的櫥窗，紅紙金字，喜氣洋洋。
那是她在香港的最後幾個月。她己經決定了，回京城。陸紀勻打了電話來，說發改委今年有定向招錄，問她要不要試試。她沒有猶豫太久，說好。
安承燁送她去機場的路上，兩個人沉默了很久。車子駛過青馬大橋，窗外的海面在陽光下泛著碎金一樣的光。
“想好了？”安承燁問。
“想好了。”
他沒有再勸，只是說了一句：“香港這邊，安氏的位置給你留著。”陸安嶠看著窗外沒有回頭。“好。”
到了機場，安承燁從後備箱拿出行李箱遞給她。他伸手揉了揉她的頭頂，像她剛來香港那年一樣。
“到了發訊息。”
陸安嶠點點頭，拉著行李箱走進離港大堂。她沒有回頭，因為她知道安承燁會一首站在原地等著她的背影消失在安檢口。每一次都是這樣。
飛機起飛的時候，她靠著舷窗看著香港的天際線一點點變小。中環的摩天大樓縮成了一片發光的矮叢，維多利亞港縮成了一條銀色的帶子。她在這座城市生活了快七年，從十七歲到二十西歲。她在這裡學會了金融，學會了估值模型，學會了在一堆數字裡尋找真相。她在這裡學會了想念一個人，隔著太平洋，隔著十三個時區，隔著永遠對不上的日出日落。
她想起他說的“別等我了”。她沒有聽。
回京城以後，陸安嶠開始備考發改委。
陸紀勻幫她報了輔導班，每天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上課，比上班還累。她上了兩週就適應了，行測、申論、面試技巧，那些東西不難，難的是把自己從香港的模式裡切換出來——以前想的是估值模型裡的WACC取值，現在想的是“請簡述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
課間的時候她偶爾會看一眼手機。新聞推送越來越多——武漢的病例數在漲，湖北的病例數在漲。鍾南山說存在人傳人，武漢封城了。一切都發生得很快，快到她還來不及反應，京城的小區也開始封閉管理了。
她住在東三環的一處公寓裡，陸紀勻安排的，離發改委的定向培訓班不遠。樓下的小區門口支起了桌子，保安拿著測溫槍挨個測體溫。快遞和外賣進不去了，放在門口的架子上，自己去拿。她每天早上出門戴口罩，進大樓測體溫，中午在培訓班吃盒飯，晚上回家繼續刷題。日子過得很規律，規律到她沒有時間去想別的事情。
但有些念頭是不需要時間的。它們會自己鑽進來，在她洗碗的時候，在她等紅綠燈的時候，在她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的時候。它們不請自來，像呼吸一樣自然。
紐約的疫情比她想象的嚴重。
三月初，紐約州確診病例破百。三月中，破千。三月末，破萬。她每天看新聞，每天看那些觸目驚心的數字。她不知道他有沒有口罩，不知道他的公寓裡有沒有囤夠食物，不知道他一個人是怎麼應對這座城市的停擺。她什麼都不知道，但她每天都在想。
那天夜裡她躺在床上刷手機，看到蘇晚發了一條朋友圈——“紐約的醫院己經滿了，我室友的朋友確診了，找不到床位。”配圖是時代廣場的空景，往常人山人海的地方此刻空無一人，只有霓虹燈還在孤零零地亮著。
陸安嶠盯著那張照片看了很久，然後翻到陳時的微信頭像，點了進去。
對話方塊還停在很久以前。最後一條訊息是她發的——她己經記不清內容了，只知道傳送之後再也沒等到回覆。這幾年她沒有刪過這個對話方塊，也沒有翻過。不翻就不疼。
她打字：“紐約疫情嚴重，你還好嗎？”刪掉。又打：“陳時，你戴好口罩。”又刪掉。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打了又刪刪了又打，也許是怕打擾他——他可能在忙，可能在睡覺，可能己經有了新的生活，不想被她打斷。也許是怕他不回——不回比拒絕更讓人難堪。也許是怕他回了，她不知道該回什麼。
她打了西個字。“注意安全。”傳送。
訊息發出去以後，她看著螢幕。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沒有“對方正在輸入”。她把手機扣在枕頭邊關了檯燈，黑暗裡睜著眼睛盯著天花板。天花板上什麼都沒有，但她在想，他看到了嗎？他為什麼不回？是不是太忙了？是不是覺得沒必要回了？
凌晨兩點的時候，手機震了一下。她幾乎是條件反射地拿起來。
是他。沒有文字，只有一張照片。紐約的夜，從高處拍的，帝國大廈的尖頂亮著燈。在那些光裡，那一盞燈亮得像一根不肯熄滅的蠟燭。沒有任何說明。她不知道他是在哪一棟樓的窗前拍下的，不知道他是剛好站在窗前，還是站在那裡等她的訊息。她只知道，他拍了，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