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源的聲音在江風裡飄忽不定。
“我接了案子，查了兩個月，把顧寶山的排汙證據全部固定了。就在我準備抓人的時候，地區政法委的一個領導把我叫到了辦公室。
他跟我說，小周，這個案子到此為止。顧寶山的廠子是地區的重點扶持企業，關係到全地區的GDP指標。幾個農民鬧事，給點錢打發了就行。”
蘇晴的手指攥緊了。
“我不幹，我把案卷直接送到了省廳。省廳派了工作組下來，但到的時候，證據全沒了。
我取的水樣被調了包，排汙口的照片被人從檔案袋裡抽走了，兩個關鍵的證人一個翻供，一個出了車禍。顧寶山站在我面前，笑著跟我說，周隊長，你鬥不過我的。”
周正源的聲音始終很平靜，像是在講一個別人的故事。
“後來我才知道，那個把我叫到辦公室的地區政法委領導，收了顧寶山三十萬。三十萬，二十年前。那三十萬裡，有一萬塊錢，是顧寶山用來‘打點’我的。那個領導替我把錢收了，然後轉交給了我的妻子。”
蘇晴的呼吸停了一拍。
“我妻子當時剛生下我女兒，家裡窮得連奶粉都買不起。她收了那一萬塊錢，沒有告訴我，等我知道的時候，已經晚了。
我拿了顧寶山的錢。不管我知不知道，錢是從我妻子手裡接過來的，我再也查不了那個案子了。”
江風猛地大了起來，吹得碼頭上的一扇破鐵門咣噹咣噹地響。
“那個案子最後不了了之，顧寶山的廠子又開了五年，把下游三個村的地下水全汙染了。那三個村裡，後來陸續有四十多個人得癌症死了。
四十多個，蘇晴。其中有一個老漢，當年是我最關鍵的證人。他叫陳有田，我答應過他，一定會替他討回公道。”
周正源的聲音終於出現了一絲裂紋。
“我沒做到，我把他的案子壓下來了。不是我壓的，但跟我壓的沒有區別，因為那一萬塊錢，我一輩子都洗不乾淨。”
蘇晴看著他站在江邊的背影。
江風把他的大衣吹得鼓起來，他像一面被風吹得搖搖欲墜的旗幟。
“後來我調到了省廳，一步一步往上升。我告訴自己，我要爬到足夠高的位置，高到沒有人能用三十萬。用一萬塊錢來收買我。
高到我可以把當年那些人的保護傘一個一個地掀掉。我用了二十年，坐到了廳長的位置上。
然後我發現，當年那個收顧寶山三十萬的人，已經退休了，在省城住著別墅，兒子開了一家房地產公司，日子過得比我還好。”
他的聲音裡帶著一種冰冷的諷刺。
“而當年那些受害的農民，活著的最大的願望，就是看到顧寶山和他的保護傘被繩之以法，但他們等不到了。
陳有田死的時候，我在他墳前站了一個小時。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答應他的事情，一樣都沒有做到。”
蘇晴往前走了一步，又一步：
“廳長，所以你一直在用匿名的方式給我線索，你在查當年那個案子。”
“不止是當年的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