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柏林，人民委員會主席辦公室。
電報在桌子上攤開，墨索里尼被捕的訊息於清晨抵達，隨附的審訊記錄摘要中，那句“我曾給韋格納同志寫信”的字樣被紅筆圈出，顯得格外刺眼。
辦公室的窗戶敞開著，十月底的冷風灌進來，吹動了桌上的檔案。
韋格納走到窗前，望向南方。
“所以那封信真的存在嗎？”
韋格納的聲音裡聽不出任何情緒。
臺爾曼將內務部的檢索報告推過桌面：
“主席，1919年至1920年間的外文信件歸檔確實有漏洞。
當時每天有上千封世界各地的來信，很多沒有明確寄件人的信件被歸入‘待處理’類別，後來在檔案室搬遷時丟失了一部分。”
臺爾曼頓了頓，
“但如果我們真的收到了墨索里尼寫的信，應該會有留存記錄的。”
“也許墨索里尼用了化名。”
施密特搖了搖頭，“或者這封信根本就沒送到柏林來。就當時的那個情況，在運輸途中出問題是很正常的。”
韋格納轉過身，目光掃過在座的三位同志：
“假設那封信真的送到了我的辦公桌。
你們認為，我應該怎麼回應？”
克朗茨第一個回應，
“我的建議是立刻銷燬信件，將此人列入潛在危險分子名單。
一個能在1914年背叛社會黨、支援帝國主義戰爭的人，同樣可能背叛任何信仰。
投機者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
“但當時我們也在試圖推動世界革命。”
施密特的聲音更冷靜，
“從策略上講，一個在義大利有一定影響力的前左翼分子主動靠近，我們至少可以接觸觀察，瞭解義大利國內局勢。”
臺爾曼辯駁道：
“這種人只會利用我們。
我看審訊記錄裡他說‘我想成為義大利的韋格納’——這句話暴露了一切。
他要的不是信仰，是個人崇拜；要的不是革命，是個人權力。
這種人一旦進入我們的隊伍，只會腐蝕組織，最終在關鍵時刻背叛組織，竊取革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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