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人對歷史的利用是純粹功利主義的——切取片段，歪曲解釋，服務於當下的權力需要。”
韋格納說完，會議室裡安靜了幾秒。
施密特第一個打破了沉默：
“主席，您這七點分析應該整理成內部檔案。不僅是對墨索里尼個人的評判，更是對一類政治投機者的畫像。”
“這正是我想說的。”
韋格納坐回座位，
“墨索里尼的思想不是孤例。
在德國，在國際共運內部，同樣可能存在這種傾向的人——用革命詞彙包裝個人野心，用階級話語掩蓋機會主義，一旦掌握權力，就會蛻變成新的官僚特權階層甚至反動派。”
臺爾曼接話：
“內務部最近確實監測到一些苗頭。
部分在建設中表現出色的幹部，開始出現個人崇拜傾向。
有些地方開始壓制工人委員會的聲音了。”
克朗茨補充道：
“軍隊裡也有類似現象。個別指揮員把部隊當成私人力量，強調‘對我的忠誠’多於‘對革命的忠誠’。
雖然還不嚴重，但值得警惕。”
“所以墨索里尼的倒臺，對我們不僅是國際勝利，”
韋格納總結道，
“更是一面鏡子。我們要用這面鏡子照照自己——德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有沒有出現‘法西斯傾向’的苗頭？有沒有人在盜用革命的名義，行個人專斷之實？”
他轉向施密特：
“總政治部牽頭，起草一份《關於警惕革命隊伍中機會主義與個人崇拜傾向的指示》。要結合墨索里尼的案例，但重點放在我們自身的預防上。特別是幾個領域。”
韋格納豎起手指：
“第一，經濟管理領域。警惕‘技術官僚主義’——以效率為名壓制民主，以專業為名排斥群眾監督。
第二，軍隊建設領域。明確‘黨指揮槍’的具體制度，防止軍事首長權力個人化。
第三，宣傳文化領域。嚴格區分‘宣傳革命英雄’和‘製造個人偶像’，任何對領導人個人的神化宣傳必須禁止。尤其是對我個人的，要堅決把這股子歪風邪氣壓下去。
第四，幹部選拔領域。建立更嚴格的審查機制，不僅看能力，更要看政治品格的穩定性——那些立場搖擺、善於投機的‘能人’，再能幹也不能重用。”
施密特快速記錄著。
臺爾曼問：“那對義大利同志們發來的處理墨索里尼的意見，我們持什麼立場？”
“回電我來寫吧，你們看看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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