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20年的“帕爾默大搜捕”浪潮，在原本的歷史中，隨著美國國內激進運動退潮和蘇聯初期混亂而逐漸平息。
但在紅德於1919年奇蹟般站穩腳跟、1921年德奧合併、1923年法共起義等一系列事件的衝擊下，美國國內的紅色恐懼進而演變為一種持久的社會性焦慮。
1919年9月，西雅圖總罷工被聯邦軍隊和本地民兵聯手鎮壓。
市長奧利·漢森在硝煙未散的街頭髮表全國廣播演講，他的聲音透過無線電波傳遍美國：
“這不是普通的勞資糾紛！這是柏林的劇本在西雅圖的重演！
德國赤色分子及其在美國的代理人，妄圖用總罷工癱瘓我們的城市，複製他們顛覆政權的把戲！”
這番指控，將一場複雜的社會經濟衝突簡化為一場抵禦外敵滲透的“愛國戰爭”，定下了此後十年美國國內政治鬥爭的基調。
這種對紅色的恐懼在司法領域找到了宣洩口。
1920年5月，義大利裔無政府主義者尼古拉·薩科和巴託洛梅奧·萬澤蒂在馬薩諸塞州被捕，罪名是搶劫殺人。
儘管證據存在重大爭議，但審判迅速演變為一場政治表演。
檢察官在法庭上慷慨陳詞，花費大量時間描繪被告所信奉的“危險思想”，並刻意將其與“德國革命模式”掛鉤。
此案迅速成為美國的全國焦點，支援和反對的陣營涇渭分明，撕裂了社會輿論。
對許多人而言，薩科和萬澤蒂是否真的有罪己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是“紅色威脅”的象徵，必須被清除。
立法機構隨之跟進。
1921年，國會在一片緊張氣氛中通過了《反顛覆法》的重要修正案。
該修正案大大擴充套件了司法部的許可權，授權其對“任何宣揚、鼓吹或傳播源自外國的、旨在顛覆美國憲法政府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學說及模式的團體或個人”進行監視、滲透和調查。
1923年，亨利·福特——這位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標誌性人物——收到了一份令他極度不安的秘密報告。
他派遣的考察人員偽裝成貿易代表，深入考察了柏林附近的工廠。報告中的描述顛覆了福特對“社會主義低效”的刻板印象：
“……德國人的工廠實行嚴格的八小時工作制，但車間秩序井然。
廠區附屬的工人住宅區內設有幼兒園、診所和合作社商店。
初步估算，其單位工時生產率……比我們在底特律的標杆工廠高出約15%。
最值得警惕的是其研發部門，德國人正在全力攻關一款名為‘人民汽車’的原型車，而且德國人預估的售價僅相當於我們T型車當前售價的一半。”
在董事會上，福特揮舞著報告咆哮：
“這是不正當競爭！他們用全體納稅人的錢補貼生產，壓低價格，要摧毀我們的市場！”
但私下裡，在與兒子埃德塞爾的密談中，這位資本家的語氣充滿了困惑：
“他們的工人……看起來確實不一樣。
沒有我們這裡普遍的疲憊和怨氣。
如果我們底特律的工人也能有那樣的住宅、診所，或許……不，我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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