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馮·施密特博士，一位在理論物理學界嶄露頭角的德國猶太裔學者，因在1924年公開批評紅色德國初期某些壓制學術自由和強化軍備的政策，被柏林大學解除了教職。
面臨職業困境，他向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發出了求職申請，該校物理系對其才華頗為賞識。
然而，他的申請在美國移民局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礙。
稽核官員在他的檔案上寫下了決定性的批註：
“申請人此前長期居住於紅色德國，儘管聲稱因政治批評遭解僱，但其思想背景無法核查，存在潛在的意識形態汙染風險。
依據1924年移民法修正案第X條，建議拒籤。”
普林斯頓大學的斡旋也未能成功，卡爾·馮·施密特博士旋即動身前往法國，後在法國國內的衝突中死亡。
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內，美聯儲的實際掌舵者、紐約聯儲主席本傑明·斯特朗，正領導著美國貨幣管理當局進行一場無比艱難的平衡表演。
到了1927年，美聯儲面對的己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被地緣政治、國際資本流動和國內泡沫緊緊纏繞的死結。
他的目標互相矛盾：
一是維持低利率政策（將貼現率保持在3.5%左右）。
這是為了幫助英國維持金本位制——英國若因資本外流放棄金本位，可能導致英鎊崩潰，引發歐洲金融地震，進而嚴重衝擊本就脆弱的美國出口和持有大量歐洲資產的美國銀行。
二是抑制國內股市和資產泡沫。
過低的利率和洶湧的歐洲熱錢是股市狂飆的主要推手，泡沫破裂的風險與日俱增。
三是應對開始抬頭的國內物價上漲壓力。1927年，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上漲了3.8%，通脹苗頭己現。
提高利率能冷卻股市、抑制通脹，但可能導致歐洲資本加速撤離美國迴流本土以獲取更高利息，這會首接擊垮正在苦苦支撐的英國和法國金融體系，最終仍會透過貿易和金融鏈條反噬美國。
維持低利率雖能暫時穩定歐洲，卻是在給國內的投機烈焰澆油。
1927年7月，在紐約聯儲的一次高度機密的核心會議上，斯特朗的焦慮表露無遺。
他對著與會的少數大銀行代表和聯儲官員說道：
“先生們，我們就像在暴風雨中的鋼絲上行走。一邊是深淵，另一邊也是深淵。
如果聽任歐洲資本繼續這樣無節制地湧入，我們的股市遲早會以一種毀滅性的方式自我了斷。
但如果我們現在收緊信貸、提高利率，歐洲——特別是倫敦和巴黎——可能會先於我們崩潰。
我們現在最大的希望，或許只能寄託在……柏林自己犯下大錯。
如果他們的計劃經濟實驗失敗，出現嚴重的短缺、停滯或混亂，那麼一切關於‘另一種道路’的幻象就會破滅，資本流動的方向和世界的信心才會真正回到我們這邊。”
會議室裡一片沉寂，片刻之後，一位來自摩根銀行的代表插話，他引用了剛剛獲得的、尚未公開的經濟資料：
“斯特朗主席，請原諒我打斷您。但根據我們最可靠的估算，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去年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大約是8.3%。而我們美國去年的增長率，是2.1%。”
話音落下，會議室陷入了更長久的的沉默。
資料本身比任何辯論都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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