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傍晚，瑞士日內瓦。
埃姆斯下榻在羅納河畔一家安靜的中檔酒店。他謹慎地觀察了周圍，沒有發現異常。
按照計劃，他第二天才會去接觸第一個死信箱，啟用阿爾卑斯信使的初級聯絡人。
然而，就在他晚餐後回到房間，準備整理一下思緒時，房門被有節奏地敲響。
埃姆斯心中一緊，手摸向了腋下的手槍。他靠近門邊，用德語問：“誰？”
“懷特先生，客房服務。您叫了雪茄和白蘭地。”
門外是一個平靜的男聲回應。
埃姆斯沒有叫過任何東西。他意識到不對，但此刻破窗或硬闖並非上策。
他緩緩開啟一條門縫，門外站著兩名穿著得體深色大衣的男子，面無表情。
其中一人手裡確實拿著一個托盤，上面放著雪茄和酒瓶。另一人則看似隨意地站著，但目光鎖定了埃姆斯。
“你們搞錯了。”埃姆斯用德語說，準備關門。
拿托盤的男子忽然用純正的、略帶倫敦腔的英語低聲說：
“埃姆斯先生，辛克萊局長向您問好。但關於您此次來瑞士的行動，我們有些更緊急的情況需要當面討論。
請配合，為了您，也為了安東尼在牛津的學業著想。”
聽到局長名字、來瑞士的目的，尤其是聽到自己兒子名字的瞬間，埃姆斯就知道，完了。
對方知道的太多，他沉默了幾秒，鬆開了門鏈。
埃姆斯被禮貌地請進了一輛等候的汽車，眼睛被蒙上，駛離了酒店。
德國人民內務委員會駐瑞士的某處安全屋，
審訊室內的環境乾淨，甚至稱得上樸素，沒有刑具，只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燈光也算柔和。
但這樣的場景反而讓埃姆斯更加不安。
最初的幾個小時，他保持沉默，用專業訓練對抗著審問者不溫不火的問題。他聲稱自己只是普通商人，對方抓錯了人。
首到那份檔案被推到他面前。
那是幾頁手寫稿，字跡他再熟悉不過，是他兒子安東尼的。
內容是關於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嚮往、對英國當前狀況的失望，最後是一份充滿激情、申請加入共產黨的申請書，裡面甚至引用了韋格納演講中的語句。
其中某些家庭生活的細節，只有他們父子才知道。
“安東尼是個有理想的好青年，埃姆斯先生。”主審的德國特工聲音平和，“他對美好世界的追求令人感動。我們相信，他的選擇是出於真誠的信念。
當然，如果這樣一份材料出現在《每日郵報》的頭版，或者送到軍情五局（MI5）的桌上，想必會對他的未來，以及您的職業生涯，產生一些影響。”
埃姆斯的臉色在聽到兒子名字時己然劇變，但長期訓練形成的心理屏障依然在艱難地維持著表面的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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