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下旬，波蘭，羅茲市“勞動者”食堂
這家由原貴族宅邸改造而成的大眾食堂天花板很高，牆壁上還殘留著一些巴洛克風格的裝飾線條。
長條餐桌鋪著簡單的格子桌布，空氣中瀰漫著捲心菜湯、麵包和咖啡的味道。
科瓦爾斯基在靠窗的位置等著，他的面前擺著兩份標準的工作餐：
土豆泥、一段燉香腸、酸黃瓜和黑麵包。
當科瓦爾斯基看到亞當·扎萊夫斯基走進食堂時，幾乎沒能立刻認出他這個老朋友。
三個月前，亞當還是華沙工商業改造突擊委員會里那個言辭激烈的黨內新星。
他曾在公開會議上痛斥“對資本家妥協的漸進主義”，主張“用無產階級的鐵拳在一夜之間砸碎所有舊的生產關係”，甚至私下批評某些德國顧問帶來的“官僚化表格”是“革命意志的消磨劑”。
他的激進贏得了部分年輕黨員和工人的喝彩，但也讓波共領導層日益擔憂。
終於，在華沙一起他主導的、試圖繞過法律程式首接沒收一家中型印刷廠卻引發業主自殺未遂和工人困惑的事件後，他被暫停職務，下放到波蘭東南部盧布林省的一個農業縣，名義是“協助地方土地改革與合作社建設”，實則是去“接觸波蘭民眾的現實生活，冷卻過熱的頭腦”。
現在走進來的亞當，穿著沾有泥點的舊棉外套，臉龐被鄉間的風吹得粗糙黝黑，曾經總是昂著的頭微微低著，步伐卻沉穩了許多。
只有那雙眼睛，在掃視食堂找到揚時，才閃過一抹熟悉的熱切，但隨即又沉澱為更復雜的疲憊與思索。
“科瓦爾斯基！”
亞當快步走過來，用力擁抱了老友，
“接到你的信我就請了半天假……天啊，羅茲，熱乎乎的飯菜，還有你。”
兩人坐下。科瓦爾斯基推過去一杯格瓦斯。
“怎麼樣，亞當？盧布林那邊聽說很艱苦。”
亞當沒有立刻回答，他拿起黑麵包，仔細地掰開，塗抹上薄薄一層黃油，動作認真得近乎虔誠。
他吃了一口，才長長舒了口氣。
“艱苦？”
亞當苦笑了一下，聲音有些沙啞，
“不僅僅是艱苦，科瓦爾斯基。是……另一種現實。和華沙辦公室的檔案、口號、藍圖完全不一樣的現實。”
亞當開始講述。
起初，他帶著滿腔“徹底革命”的熱情到了那個以貧困和小農經濟為主的縣，準備大刀闊斧地推行集體化，建立“純粹的社會主義農業”。但現實給了他連續的冷水。
“你知道我第一次主持貧農大會，慷慨激昂地講完‘聯合起來，走向機械化大農業的光明未來’之後，一個老農問我什麼嗎？”
亞當模仿著老農的口音，
“‘長官，聯合起來，我家那三隻母雞，是算股份，還是首接交公？
交了公，我生病的老婆每天還能不能有一個蛋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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