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下旬，紐約，曼哈頓下城
《紐約先驅論壇報》新聞編輯部內，最近幾個月，也和美國社會一樣，摻雜進了一種來自股市報價器方向的、集體性的焦慮氣息。
儘管胡佛總統仍在發表樂觀談話，編輯部的寫字檯上，與採訪筆記堆在一起的，常常是某家銀行倒閉、某個新聞上的熟人失業、或是中西部農場主破產抗議的零星訊息。
埃德加·斯諾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正試圖為一篇關於曼哈頓麵包房排隊狀況的短訊找到一個不那麼絕望的結尾。
他二十西歲，面容還帶著堪薩斯城草原陽光留下的些許痕跡，紐約的記者生涯和最近幾個月席捲一切的陰鬱氣氛，己讓斯諾的眼中多了比同齡人更甚的審慎與探尋。
他屬於編輯部裡少數對德國事務和勞工問題真正感興趣的年輕記者，家裡藏著幾本皺巴巴的、從二手書店淘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這讓他既感到某種精神上的私密共鳴，又在職業上被主流同事視為略帶古怪。
“斯諾！”
新聞編輯弗蘭克·鮑威爾的喊聲打斷了他的思緒。
鮑威爾是個禿頂精明的中年人，此刻他手裡捏著一個開啟的牛皮紙信封，
“看看這個，剛從郵差那兒來的，貼著德國郵票。”
鮑威爾把信封和裡面的檔案放在斯諾桌上，
“柏林來的玩意兒，印得倒挺像樣。一個什麼……第一屆國際工人與勞動者科技成果大會’的邀請，還有個新聞採訪申請指南。
說是十月在柏林開，邀請全世界的進步的新聞工作者去柏林報道。”
斯諾立刻放下筆，拿起那份印刷精美的德英雙語邀請函。標題醒目，措辭與他慣常處理的華爾街公報或國務院宣告截然不同：
“技術屬於人民，創造改善生活”。
內容詳述了大會主旨——展示勞動者在工業生產、農業技術、民生改善方面的實用革新，強調交流與共享。
附頁的採訪指南承諾為獲得許可的外國記者提供簽證協助、資訊資料，甚至安排參觀“模範工廠”和“社會主義新農村”。
“工人科技成果大會？”
鮑威爾咂摸著這個詞，語氣說不清是好奇還是不屑，
“德國人現在搞的這些名堂……他們倒是沒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報紙上說他們工廠全開著，街上沒流浪漢。
但看看這邀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勞動者……赤色氣味隔著大西洋都能聞到。
總編的意思是，這玩意兒有點意思，畢竟現在全世界都在好奇德國人到底怎麼搞的。但派誰去是個問題。”
他看向斯諾，眼神變得有些古怪：
“你小子不是老翻那些講工人和革命的書嗎？還對德國的事兒問東問西。德語怎麼樣？”
“大學時選修過，讀比聽寫好一些。”
斯諾心跳微微加快，老實回答。他確實一首在關注歐洲的社會主義實驗，特別是德國，那場迅速成功的革命、以及如今在歐洲心臟地帶不斷擴大的社會主義影響力，對他有著磁石般的吸引力。
只是困於日常報道任務和有限的報社資源，一首無法成行。
“讀得懂就行。總編覺得，派個老成持重、對歐洲政治門兒清的記者去，寫回來的東西可能太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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