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萬一惹出什麼政治麻煩……”
“我去。”
斯諾沒等他說完就回答道。
機會來得比他想象的更快、更首接。
“弗蘭克，我去。我需要這個機會。”
斯諾不僅需要一次重要的外派任務來證明自己，更需要親眼去看看，那個在一片蕭條世界中逆勢崛起、並試圖重新定義進步的紅色德國，究竟是何模樣。
那些在沒有失業率和經濟不斷增長的數字背後，究竟隱藏著的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鮑威爾似乎對他的乾脆有些意外，隨即點點頭：
“好。那就這麼定了。儘快去辦護照和德國簽證，就用他們這個邀請函去申請。
編輯部會給你開正式介紹信。
十月的大會，你九月下旬就得動身，先熟悉環境。多拍照片，多記細節。
特別是普通工人、家庭主婦、商店裡的貨架……讀者愛看這些。至於那些政治領袖，”他聳聳肩，
“能採訪到當然好，但別抱太大希望，我估計也輪不到你的。”
“我明白。”斯諾說，但心裡己不由自主地躍動起一個更大的期待。
如果能見到那個卡爾·韋格納呢？那個神秘的、似乎既深諳馬克思主義又極端務實、一手將德國從戰敗廢墟塑造成社會主義強權的領袖。
他對韋格納的瞭解僅限於新聞報道和零星的演講譯文，但每一份資料都勾勒出一個複雜而有力的形象：
一個厭惡空談、強調經濟基礎、警惕官僚主義、並擁有驚人歷史遠見（在斯諾採訪的美共內部有人甚至私下稱其為“先知”）的革命實踐家。
如果能與他面對面，哪怕只是提一個問題……
“別發呆了，斯諾。”
鮑威爾敲了敲桌子，
“趕緊把你手頭面包房的稿子結了，然後去跟外事部的人對接。對了，”他補充道，語氣多了點人情味，“還有在外面自己多留個心眼。”
當天晚上，斯諾回到他的公寓。
房間裡堆滿了書和報紙合訂本。他迅速整理出一箇舊皮箱，開始往裡面放必需品：
打字機、厚厚的筆記本、相機和膠捲、幾件結實的襯衫和褲子、一件厚呢子大衣。
又從書架上抽出幾本關鍵參考書：一本德英詞典、一本關於德國近代史的通論、還有幾份他精心儲存的、載有韋格納演講摘要和德國經濟資料的《民族》和《新共和》雜誌。
他一邊收拾，思緒一邊飄向大洋彼岸。
柏林現在是什麼樣子？真的像某些報道說的那樣，街道乾淨，工廠繁忙，人人有工作，劇院和圖書館向工人開放嗎？
他們的“科技大會”真的會展示有用的發明，而不是政治宣傳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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