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日子裡，弗朗索瓦陪同斯諾走過了更多巴黎的街道。
他們走過曾繁華無比的裡沃利街。
那些巨大的百貨商店，如今櫥窗空空如也，巨大的招牌被取下，或被簡陋的紅布橫幅覆蓋。
上方懸掛的新牌子上用樸實的字型寫著“第三區工會聯合委員會”和“計劃供應中心第12分配點”。
門口不再有衣著光鮮的顧客和殷勤的門童，取而代之的是排著長隊、手持配給券的市民，以及進出搬運物資、步履匆匆的工人民兵。
斯諾看到，商店內部富麗堂皇的大理石裝飾和旋轉樓梯依舊，但曾經陳列奢侈品的櫃檯現在堆放著成袋的麵粉、豆類或一摞摞灰色工裝。
在銀行區，那些銀行大樓厚重的銅門緊閉，視窗釘上了木板。
大理石外牆上，過去鐫刻的銀行家名字或家族徽章被鑿去一些建築門口有持槍的工人衛隊把守，掛著“財政人民委員部臨時清算處”或“敵產接收與管理委員會”的牌子。
弗朗索瓦告訴斯諾，裡面正在進行極其複雜和混亂的賬目清理、資產凍結和債務處理工作。
“很多銀行家和大資本家逃往了波爾多或國外，留下了爛攤子，但也留下了來不及轉移的黃金、證券和賬本。
我們要理清這些，弄清楚哪些是剝削所得應該沒收，哪些可能涉及普通儲戶的權益需要審慎處理。”
他們還遠遠望見了杜伊勒裡宮。
如今屋頂飄揚著紅旗，入口處沙袋工事尚未完全拆除，身著深色軍裝、裝備精良計程車兵肅立警戒。
這裡現在是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臨時革命委員會安全部門的駐地，閒人免近。
“權力確實轉移了，”弗朗索瓦語氣複雜，
“從那些裝飾華麗的議會大廳和沙龍，轉移到了這些還帶著戰場硝煙味的宮殿房間和軍營式的辦公室。
但願這權力能真正用於服務創造它的人民，而不是孕育新的官僚城堡。”
盧浮宮的經歷則讓斯諾心情更為微妙。博物館基本完好，免費向公眾開放。
入口處巨大的新標語牌上寫著：“勞動人民藝術遺產的迴歸——一切人類文化瑰寶屬於它的創造者和繼承者：全世界勞動者。”
參觀者眾多，多是工人、士兵和他們的家屬，許多人顯然是第一次走進這裡。
他們在《蒙娜麗莎》或《自由引導人民》前駐足，低聲議論，眼神中充滿好奇，或許還有一絲陌生的自豪感。
“藝術在被重新定義和闡釋，”斯諾想，“它正被努力編織進新的敘事，服務於勞動人民。”
在昔日的富豪聚居區，變化更為首觀。許多豪宅大門緊閉，花園荒蕪，窗玻璃破碎。
一些則被徵用，門口掛著“第8區工人子弟託兒所”、“社群衛生站”或“革命幹部學校（第三分院）”的牌子。
斯諾和弗朗索瓦曾獲准進入一所被改為臨時診所的前貴族府邸。
屋內擺放著簡易的病床，精美的壁爐前堆放著醫療物資，曾經掛滿祖先肖像的走廊牆上，現在貼著人體解剖圖和衛生宣傳畫。
一位忙碌的護士對斯諾說：
“這裡陽光好，房間大，比過去的貧民診所強多了。就是打掃起來真費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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