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執行，以儆效尤”。
宣判結束後，那三名面如死灰的被判死刑者被押往廣場另一端一處廢棄的圍牆邊。
人群跟著移動，發出憤怒的呼喊。
不久，槍聲響起，乾脆利落。
人群先是一靜，隨後爆發出更響亮的、夾雜著解脫與復仇快感的呼聲。
斯諾用手裡的相機記錄下這一幕：
陽光下飛揚的塵土，牆上瞬間增添的深色汙跡，行刑隊轉身離開時平靜的臉，以及人群中一個哭泣的老婦人——她舉著一個褪色的相框，裡面是一個年輕人的照片，嘶啞地喊著：
“為了我兒子！為了我兒子！”
弗朗索瓦低聲對斯諾說，為了幫助建立更規範的審查和司法程式，一批來自德國的同志己經抵達巴黎。
幾天後，斯諾真的見到了這樣的“德國同志”。
在參觀一個由德國援助物資和技術人員協助建立的“無線電裝置修理廠”時，他遇到了負責協調安保和人員審查的米勒裡同志。
米勒裡大約三十五六歲，身材結實，穿著合身但毫無裝飾的深色便服，笑容開朗。
“你好，斯諾同志！”
米勒裡熱情地說，隨即轉向介紹工廠，參觀間隙，斯諾問及他對巴黎“清算”和公開審判的看法。
米勒裡對他說：
“暴力革命必然伴隨暴力的反制，斯諾同志，德國也經歷過。
關鍵是要儘快讓這種非常狀態過渡到法治狀態——即是革命法治。
我們來的目的之一，就是分享我們在這方面的教訓和經驗：
如何區分必須打擊的頑固敵人、可以改造的中間分子、以及需要保護的基本群眾；
如何建立證據鏈條；如何讓審判不僅體現復仇，更能體現新秩序的理性與原則。
這不容易，法國同志有他們的具體情況和革命激情，但方向應該是一致的。”
斯諾被米勒裡務實而清晰的思路所吸引，這與他見過的許多激情澎湃但略顯混亂的法國幹部不同。
“米勒裡同志，”斯諾終於提出自己的想法，
“我對德國非常感興趣，是一定要去柏林看看的。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能有機會採訪韋格納主席。我相信，世界需要聽到他的聲音，瞭解德國道路的詳情。”
米勒裡愣了一下，隨即露出更加熱情的笑容：
“斯諾先生，人民共和國歡迎所有真誠希望瞭解我們的朋友！
我可以立刻幫你把訪問的意願轉達上去。柏林和德國其他地方，有很多值得你看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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