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後，在一間簡樸的辦公室裡，斯諾再次見到了讓諾。
與起義期間那個眼神銳利、決策果斷的革命軍事領袖相比，眼前的讓諾顯得略微疲憊，但目光依舊沉靜有力。
讓諾的辦公室由舊市政廳的一間會議室改造而成，牆上掛著大幅的法國地圖和工業生產進度表，桌上堆滿了檔案。
“斯諾同志，聽說你這幾個月走了不少地方，看了不少事情。”
讓諾請斯諾坐下，親自倒了兩杯水，
“感覺如何？我們這個新生的共和國，給你的印象是什麼？”
斯諾接過水杯，
“令人震撼，讓諾同志。
我看到了一個階級被徹底推翻後，一個社會試圖從頭重建的宏大實驗。
我看到了普通的工人、農民第一次真正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那種小心翼翼又充滿熱情的參與感。
我也看到了物質的匱乏和分配的艱難，但也看到了前所未有的集體組織和動員能力。
我看到了舊世界的渣滓被社會主義的人民所改造和清算。”
讓諾緩緩點頭，
“是的，斯諾同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它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巴黎公社的鮮血告訴我們，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革命的犯罪。
那些被處決的人，手上沾滿了勞動者的血汗。
公開審判和處決，既是為了正義，也是為了威懾，更是為了讓千百萬受壓迫者看到，壓迫者的力量並非永恆，他們是可以被審判、被擊敗的。”
讓諾的話鋒一轉，
“但是，對清算本身有時超出對具體罪行的關注，也是我們必須警惕和引導的。
革命暴力必須精確地切除病灶，而不是盲目地摧毀一切。
這正是我們請德國同志來協助的原因之一。
他們比我們更早經歷了這個階段，他們的監察和司法體系，己經摸索出了一套將革命原則與程式理性結合的方法。”
斯諾深以為然，他提到了米勒裡，以及米勒裡所展現的那種務實、有序且充滿建設性熱情的態度。
“他讓我對德國的實踐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這也正是我前來向您辭行的原因，讓諾同志。
我計劃前往德國，繼續我的觀察和記錄。而且，”他頓了頓，
“我向米勒裡同志表達了希望有機會採訪韋格納主席的願望。”
聽到韋格納的名字，讓諾的臉上浮現出一種極為複雜的表情，那裡面混雜著真誠的敬意、深刻的思索，以及一絲近乎學生對導師的仰慕。
“韋格納主席嗎……”讓諾的聲音變得鄭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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