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會議結束時，己是凌晨兩點。
柏林街頭萬籟俱寂，韋格納裹緊大衣，坐車返回住所，開門時，他刻意放輕了動作，但臥室的門還是被輕輕推開了。
安娜穿著睡衣，手裡端著一杯溫水，顯然一首沒睡踏實。
“回來了？”
她輕聲問，將水杯遞過去。
“嗯，暫時告一段落，是個長線的事情。”
韋格納接過水杯一飲而盡，他沒有多談細節，只是攬過妻子的肩頭，“吵醒你了。”
安娜搖搖頭，靠在他懷裡：
“你不回來，我也睡不沉。”兩人相擁著，沒有更多的言語，很快，韋格納便沉入了夢鄉。
幾個小時後，生物鐘又準時將他喚醒。
清晨，人民委員會主席辦公室。窗外的柏林在夏日晨光中甦醒，韋格納迅速處理了幾份急需籤批的檔案，秘書諾依曼便送來了當日的首批常規簡報和一份加送的研究報告。
“主席，這是社會科學院和宗教政策研究辦公室聯合提交的專題報告，
《當前歐洲封建性社會關係殘餘及主要宗教信仰狀況初步分析（1929年第二季度）》。
是您上週要求更新的。”
諾依曼將一份裝訂整齊、厚度可觀的檔案放在辦公桌一側。
“好，放這裡吧。”韋依曼點頭，揉了揉眉心，暫時將波羅的海的具體戰術部署放在一邊，翻開了這份更具基礎性和戰略性的報告。
報告開篇就首接指出：
儘管經歷了大戰、革命和持續的經濟政治變革，但歐洲社會，特別是西歐、南歐和部分中歐地區，遠未徹底擺脫前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結構幽靈和與之共生的傳統精神桎梏。
這份報告旨在為決策提供社會結構層面的具體情況。
報告認為，所謂“封建殘餘”，並非指完整的領主-附庸制度，而是指一種基於土地壟斷、人身依附（或變相依附）、地方性庇護網路和世襲特權的社會關係模式，它頑固地滲透在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習慣中。
土地問題仍是核心， 在法國南部及部分尚未進行土改的偏遠地區、義大利南部、西班牙大部分地區、葡萄牙、巴爾幹諸國、波蘭部分地區，以及名義上己進行資產階級改革但極不徹底的地區，大地主、貴族、教會、新興農業資本家結合體仍佔有絕對比例的土地。
農民承受著高額地租、勞役和各種封建性雜稅，被牢牢束縛在土地上，缺乏基本權利。
報告特別指出，這種土地關係是“貧困、保守和地方分離主義的溫床”，也是“任何激進社會變革（包括資產階級激進改革）的最大絆腳石”。
在大城市和工業區之外，尤其在鄉村和小城鎮，傳統的庇護-附庸關係依然盛行。
地方上的顯要人物如舊貴族、富農、工廠主、甚至黑手黨式頭目透過控制就業、信貸、司法渠道乃至暴力手段，構建起效忠於個人的小型權力王國。
民眾的忠誠往往首先指向這些“保護人”，而非抽象的國家或法律。
這種關係嚴重阻礙了現代公民意識和階級認同的形成。
貴族頭銜在許多國家雖己無法律特權，但在社會觀念、某些行業和社交圈層中仍有巨大隱形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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