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補充道，想起自己的觀察筆記，
“我也注意到文化生活的強烈導向性，以及對社會思想高度統一的追求。”
韋格納專注地聽著，不時點頭，沒有打斷。等斯諾說完，他笑了起來，那笑聲爽朗而富有感染力。
“看得細，總結得也不錯。你說像‘機器’，這個比喻有點意思，但不夠全面。”
韋格納的身體微微前傾，用夾著煙的手比劃著，
“機器是死的，靠人操作。
我們搞社會主義，終極目標是解放人，發展人，不是把人變成更高效的機器零件。
你看到的秩序和效率，是手段，不是目的。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想，是讓每一個勞動者，從被資本奴役的狀態下解放出來，成為自己勞動成果的主人，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成為有文化、有健康、有尊嚴、全面發展的人。
你看到的那些學校、醫院、公園、劇院，還有工人在車間裡討論技術革新，農民的兒子去學開飛機，都是奔著這個目的去的。”
韋格納吸了口煙繼續道：
“跟法國比，我們走得早幾年，摔的跤也多一些，慢慢摸到點門道。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也不能光是砸爛。
砸爛一箇舊世界相對容易，建設一個新世界難得多。
需要耐心，需要科學，需要一步一個腳印。
法國同志有他們的具體情況，熱情高，幹勁足，這是優點。我們也願意分享一些經驗和教訓，比如怎麼在革命激情過後，建立穩定的秩序，怎麼搞經濟計劃，怎麼防止勝利後的幹部蛻化變質。
這都是社會主義政府建立政權之後的新課題。”
斯諾一邊迅速在筆記本上記錄著，一邊提出下一個問題：
“您提到防止幹部蛻化變質，我注意到德國正在進行一場針對教育系統特權思想和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甚至涉及更廣泛的社會風氣。
您似乎對此有很深的憂慮。
在您看來，一個誕生於革命的新政權，最大的內部危險是什麼？”
韋格納的表情嚴肅起來，他把煙按滅，目光變得深邃。
“這個問題問得好，斯諾同志，這是性命攸關的問題。”
“我們推翻了一箇舊的特權階級，但如果不警惕，完全可能在自己內部，滋生出新的特權階層、官僚階層。
他們可能打著革命的旗號，享受著革命帶來的權力和資源，慢慢脫離群眾，思想僵化，甚至欺壓群眾。
這就是蛻化變質。”
“為什麼會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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