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日，《喪鐘為誰而鳴》在德國、法國、義大利、蘇聯、西班牙、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十七個國家同時發行。
德文版由柏林建設出版社印刷，首印二十萬冊；法文版印了十二萬冊；義大利文版八萬冊；俄文版二十五萬冊。
柏林發行首日，紅旗出版社的卡車往市區各大書店送貨時，買書的讀者己經排起了長隊。
執勤的民警不得不臨時增設護欄、加派人手維持秩序。
柏林街頭，記者沃納·霍爾曼站在陶恩齊恩大街的赫塔書店門口，採訪剛買到書的讀者。
第一個接受採訪的是個穿灰色工裝的中年鉗工，左手抱著剛付完款的書，右手牽著穿水手裙的小女兒。
“您為什麼來買這本書？”霍爾曼問。
“因為這是我弟弟參加過的仗。”老鉗工的聲音很沉，
“他當年在軍隊的工程兵部隊服役。
他總是跟我說總有一天能看到解放世界之後的樣子，可惜他在西班牙沒能回來。
我買這本書，是想替他看看——他們當年拼死拼活打下來的那個西班牙，現在到底是什麼樣子。”
霍爾曼沉默了很久。
老鉗工沒有再說什麼，拉著女兒的手慢慢走遠了，消失在大街的人流裡。
第二個受訪者是柏林大學的學生。
他的金髮剪得很短，手上拎著軍綠色帆布書包，肩上斜挎著印有紅旗出版社標誌的單肩袋，袋口露出剛買的《喪鐘為誰而鳴》。
“同學，你為什麼買這本書？”霍爾曼上前採訪。
“因為我明年要參軍了。”
年輕人回答，
“我要去的部隊是國際主義旅，專門接收外語專業畢業生的單位，負責與兄弟國家軍隊的聯絡工作。
別人問我為什麼要去當兵，我的答案很簡單——韋格納同志說過，一個人不能只為自己活著。
我要為德國、為歐洲、為全世界那些還沒解放的地方的人而努力奮鬥。
世界人民正在受苦，我不能假裝看不見。
海明威在書裡寫的那些國際縱隊的同志們，就是我的榜樣。”
韋格納是在第二天上午讀完《喪鐘》的德文譯稿的。
辦公室的窗簾半開著，六月的陽光從窗縫擠進來，在紅木桌面上投下一道長長的光帶。
“施密特同志，這本書你讀了嗎？”
“讀了主席。”施密特坐在對面的椅子上，
“昨晚讀到凌晨三點，熬了個大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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