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七月三日，倫敦下著雨。
麥克唐納站在唐寧街十號二樓的窗前，雨不大，但綿密，打在窗玻璃上發出細微的沙沙聲，像是有人在很遠的地方翻動書頁。
他的手扶著窗框，指節泛白，這半年他瘦了很多，西裝顯得有些空蕩蕩地掛在身上，領口松得能塞進兩根手指。
醫生說是糖尿病，要他注意飲食、注意休息、不要太操勞。
可內閣等著他拍板，議會等著他答辯，國王等著他彙報，國際局勢一天一個樣，每一樁每一件都像綁在他脖子上的繩索，越勒越緊。
他的身體就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垮的呢，也許從麥克唐納坐上首相位置的那天就開始了。
一九二九年，全球經濟危機剛剛爆發，他受命組建內閣。
那時候他還相信能用改良的辦法穩住英國——提高失業救濟、推行公共工程、跟各方工會談判——一件一件來，總能找到出路。
他錯了。
經濟危機不是英國一家的病，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病。
經濟危機開始之後，右翼勢力就開始蠢蠢欲動。
報紙上天天罵他“通共”，俱樂部裡天天傳他“要搞紅色政權”，連情報部門內部都有人開始串聯。
他不知道該信誰，不知道誰可以信，財政部長在盤算英鎊貶值，外交大臣在跟美國人私下接觸，陸軍大臣在考慮退休後去哪家軍火公司任職，沒有人在想英國怎麼辦。
沒有人想，但他必須想。
麥克唐納無力地從窗前轉過身，走回辦公桌前坐下。
桌上攤著一份剛送來的電報，德國海軍在北海舉行聯合演習，參演國家的艦艇總數超過一百艘。
麥克唐納盯著那行數字看了很久，然後拿起筆在電報上籤了個“己閱”，簽完把筆放下，望著那份電報出神。
他想起一九一八年，德國戰敗，公海艦隊在斯卡帕灣自沉。
那些德國水兵親手鑿沉了自己的軍艦，一艘一艘地沉入海底。
那時候誰能想到十幾年後的今天，德國人的艦隊會重新出現在北海，比當年更強大呢？
他想不到。也許德國人自己也想不到。但韋格納想到了，他想到了，所以他做到了。
這就是區別。
窗外的雨還在下。麥克唐納站起身，走到衣架前取下那件舊風衣。穿上風衣釦好釦子，對著鏡子整理了一下領帶，領帶是舊的，領口是松的，臉色是灰的。
他看了一會兒鏡子裡的人，那個在一九二西年領導了第一屆工黨政府的人，那個在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中臨危受命的人，那個在一九三一年國家危難之際組建聯合政府的人——那個曾經意氣風發的人，現在只剩下這具空蕩蕩的軀殼。
麥克唐納拿起桌上的資料夾，夾著那份早己擬好的辭職信。信不長，措辭平淡，只說自己“因健康原因，辭去首相職務”。
下議院會議廳裡的人比平時多。
麥克唐納站在發言席上，展開那份辭職信。
臺下幾百雙眼睛在看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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