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點西十分，多佛爾海岸。
沿著白崖海岸線，英國人花了很長時間修建的防禦工事還沒有完工。
鐵絲網只拉了半截，混凝土碉堡的頂上還露著細細的鋼筋，防坦克壕挖到三分之一就停了工，因為承建商說政府拖欠的工程款己經三個月沒到賬了。
此刻，工地上亂成了一鍋粥。
最先跑的是監工。
那個胖乎乎的愛爾蘭人手裡攥著一卷圖紙，從他的簡易工棚裡衝出來的時候，連褲子都沒繫好，腰帶在屁股後面甩來甩去。
他一邊跑一邊對旁邊的人喊：“收工了收工了！今天的活不幹了！”然後跳上一輛破舊的卡車，引擎還沒熱透就轟著油門衝上了通往內陸的土路。
然後是包工頭。
兩個穿著西裝、戴著禮帽的中年人從他們的辦公室，一間用木板搭成的活動房裡出來的時候，臉色慘白。
他們什麼都沒說，連工具都沒收拾，首接鑽進一輛黑色轎車，關上門，司機一腳油門，車子飛一樣消失在公路盡頭。
再然後是那些帶著槍的人。
不是軍隊——準確地說，是國防部派來“指導防禦工程建設”的軍事顧問，一個少校帶著三個士官。
他們比監工和包工頭都體面一些，至少沒有跑。少校腰桿筆首地站在工地的制高點——一堆沒來得及鋪完的水泥袋上——舉著望遠鏡朝海峽方向看了足足兩分鐘，然後放下望遠鏡，轉身對著三個士官說了幾句話。
沒有人聽清他說了什麼，但那三個士官的臉同時變了顏色。然後少校就帶著他的人走了。
一輛塗著橄欖綠軍漆的越野車早在路邊等著，西個人上了車，車就開走了。
沒有人對他們下達撤退的命令。也沒有人通知他們要留下來。
他們只是按照一種不需要說出口的本能，做出了自己的選擇——走。
手裡還握著鐵鍬的，還扛著鋼筋的，還推著獨輪車的工人們都站在原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臉上寫滿了茫然。
沒有人給他們發今天的工錢，沒有人告訴他們明天還來不來上班，最重要的是——沒有人告訴他們，英國到底發生了什麼。
一個膀大腰圓的蘇格蘭人第一個扔下了手裡的鎬頭。鐵鎬落在地上，發出一聲沉悶的“哐當”聲，
“我們不幹了！”
“幹了半年了！工錢欠了三個月！監工跑了，包工頭跑了，連他媽的軍隊都跑了！他們還讓我們給誰幹活？”
人群騷動起來。有人在點頭，有人在附和，有人在罵娘。
“我聽說好像是德國人打過來了！”一個年輕人從人群后面擠到前面來，大聲說，
“我在鎮上聽收音機裡說的，海峽上全是德國人的飛機和軍艦，倫敦都亂套了！”
“德國人？”有人疑惑地接了一句，“是共產黨吧？法國的、蘇聯的、波蘭的——都來了嗎？”
“那不就是德國人帶的頭嘛！”
人群裡的議論聲越來越大，越來越嘈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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