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的鐵窗，陰冷的牢房，每天早晨五點起床，在一座磨坊裡推磨碾玉米，一天干十二個小時，吃的是摻了沙子的麵包。
但他在牢裡並不孤獨——監獄裡的其他政治犯，那些在罷工中被捕的工會積極分子，那些在地下印刷廠印傳單時被抓獲的年輕共產黨員，他們在放風的時候隔著鐵絲網聊天，交換外面的訊息，唱著被獄警一次又一次禁止的《國際歌》。
“不一樣了。”波立特開了口，他看著窗外樓下那條窄窄的街道盡頭，一面紅旗正在某棟建築的屋頂上迎著海風飄揚，
“一九二六年，工人們還沒有一個像樣的政黨來領導他們。
現在，我們有十七年的經驗——不止我們有，全歐洲的同志們都有。
德國的經驗，法國的經驗，義大利的經驗，蘇聯的經驗。這些經驗告訴我們一件事：
資本主義不會自己垮掉，但工人群眾在正確的領導下，我們是有能力把它推倒的。”
他側過頭看著坎貝爾，那張在蘭開夏紡織廠裡磨礪出來的臉上，終於有了一絲久違的、發自內心的笑意。
“而且，坎貝爾，你看——”
波立特抬起手，指了指窗外倫敦金融城的方向，
“那些人己經在跑了。他們不是在等我們發號施令，而是在自己做出選擇。他們比我們更清楚，英國就要變天了。”
坎貝爾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什麼也沒有說，只是默默地點了點頭。
遠處，不知道從哪條街道上傳來了隱約的歌聲。
最初聽不真切，辨不清旋律和歌詞，但漸漸地，那個旋律變得清晰了——那是一首每一個在座的人都在無數個集會上唱過、無數個牢房裡哼過、無數個深夜裡在心裡默唸過的歌曲。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波立特的嘴唇微微動了一下，但沒有跟著唱出聲來。
他只是靜靜地聽著。
他聽的不是一首歌。
他聽的是一個正在死去的老帝國的喪鐘，和一個正在誕生的新世界的洗禮。
而在多佛爾海岸的防禦工事工地上，幾個小時前還堆滿了工具和建材的那片空地上，此刻空無一人。
工地入口的鐵柵欄門上，不知什麼時候被人綁上了一塊紅旗。
利物浦，碼頭區。
數千名碼頭工人和失業者聚集在巨大的倉庫之間的空地上。
他們在一面臨時縫製的紅旗下面通過了“利物浦工人委員會”的成立宣言。
一個五十多歲的碼頭工人站在一個用板條箱壘起來的臺子上念著一個檔案。
“……我們，利物浦的工人，宣佈成立利物浦工人委員會。
從今天起，利物浦的碼頭、工廠、倉庫和一切生產設施，將由工人委員會管理和監督。
我們要求：所有被削減的救濟金全部恢復並補發；所有在碼頭和工廠裡被解僱的工人在三天之內全部返聘；所有逃跑的資本家的財產由工人委員會暫時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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