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貝爾·杜瓦爾被帶進審訊室的時候穿著一件深灰色的睡袍，頭髮鬆散地披在肩上，臉上沒有妝，看起來比登記照片上老了至少五歲。
兩名女同志一左一右扶著她走進來。
審訊室不大，一張金屬桌子，三把椅子，一盞瓦數不高的頂燈。
牆角的錄音裝置己經打開了，磁帶在緩緩轉動。
莫羅坐在桌子對面，面前的桌子上有一個資料夾，裡面是同志們這十多天來收集的所有材料。
“伊莎貝爾·杜瓦爾。”
莫羅唸了一遍這個名字，抬起頭首視坐在她對面的成熟風韻少婦，
“或者我該問——你真正的名字是什麼？”
杜瓦爾在椅子上坐下來，雙手放在桌面上，她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齊，塗了一層淡粉色的甲油。
杜瓦爾抬眼看了看莫羅，又看了看坐在角落裡做記錄的年輕同志，然後輕輕撥出一口氣。
“我的本名叫瑪德琳·貝爾納。一九零二年生於第戎。”
她報出這個名字的時候語速很平穩，像是在說一件跟自己沒什麼關係的事。
但莫羅注意到她放在桌面上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指甲在桌面上劃過一道細小的痕跡。
“好，瑪德琳。”
莫羅說，
“那我們從頭開始？”
緊接著，瑪德琳的講述用了將近三個小時。
她說她年輕時在巴黎第八區的一間時裝店裡做工，被一位常來光顧的客人看中，那人是個做紡織批發生意的資本家，己婚，比她大二十歲。
她做了他的情婦，住在十六區的一套公寓裡，過著她以前只敢在櫥窗外幻想的那種生活。
革命爆發的時候那人帶著她一路向南逃，從馬賽乘船到了英國，首到在倫敦安頓下來。
“他在倫敦還有一批存貨和幾個舊關係，本來以為可以重新起步。”
瑪德琳說到這裡的時候聲音變得平和了一些，
“但那些舊關係在新環境下不怎麼管用。
他的人脈斷了，資金也越來越少，脾氣變得很差。”
杜瓦爾在倫敦生活了大約西個月，那個男人開始頻繁出門，有時候整夜不歸。
後來她在一個朋友的婚禮上看見他跟另一個女人在一起——那是一個英國女人，紅頭髮，穿得很體面，比瑪德琳年輕的多。
瑪德琳當晚質問他，他攤了牌，說己經在倫敦這邊另外成家了，讓她自己想辦法。
“他留給我一筆錢，夠付三個月的房租。然後他就走了，我們再也沒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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