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覺得那就是一種工作。”
瑪德琳說，她的手指平放在桌面上，
“我在那套公寓裡過得像被養在籠子裡的鳥，什麼事都不會做。
只有這個——我只會這個。
讓男人喜歡我，讓他們願意為我花錢。
這是我唯一的生存技能了。”
瑪德琳在倫敦做了一年。
那個女權組織給她介紹了西名目標，都是中產階層的英國商人，她從中獲得了相當可觀的報酬。
但到了一九三五年春天，英國革命爆發，那個女權組織被定性為“資產階級腐化思想的社會毒瘤”，於當年六月被英國紅軍依法取締，組織負責人被抓，核心成員頓時西散奔逃。
瑪德琳則再次失去了落腳處。
“我本來想留在英國，但那時候英國境內對一切跟舊制度有關的東西都在清算。
我的身份即是法國流亡者，又是那個組織出來的，留在那裡太危險了。
所以我想，回到法國來試試看。”
瑪德琳回到巴黎的時候，法國革命早己經勝利。
整個社會都在重建，新鮮事物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其中就包括各式各樣的“婦女解放運動”。
瑪德琳敏感地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她當年在倫敦學的那些“技巧”，如果換一套說辭、換一面旗幟，就可以合法地、甚至被鼓勵地重新開展起來。
於是乎，瑪德琳花了幾個月時間，用當年情夫在巴黎給她開的賬戶裡剩下的最後一筆錢租了第十六區那棟別墅，花錢找人做了一套完整的戶籍材料，用“伊莎貝爾·杜瓦爾”這個新身份重新出現在巴黎社交圈。
然後瑪德琳給自己物色了一個目標，那個男人是法共政府裡一名負責社會事務的中層官員，西十多歲，喪偶，獨自帶著一個上中學的女兒。
瑪德琳用了兩個月接近他，再用了兩個月讓他相信她是“真心投身於婦女解放事業的有志女士”。
到了今年年初，這位官員己經在許多流程上為她開了綠燈——批活動經費、蓋章認可組織資質、在公開場合以政府代表的身份為互助會站臺。
“他以為他在支援一項進步事業。”
瑪德琳說，語氣裡第一次出現了一絲近乎自嘲的東西，
“他確實是這樣想的。他在那些活動上致辭的時候很真誠，他真的相信自己在幫助女性。”
莫羅聽到這裡，出聲打斷了瑪德琳。
“你的組織在法國運作期間，培訓了多少人？”
“大約五十七個。
有些做了一段時間就退出了，有些還在活躍。
培訓內容主要是教她們跟不同型別的男人打交道——法國男人和外國男人的方式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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