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的“和平”，是坤哥用他兒子的命換來的，也是我們用命借來的。每一天都像從死神手裡偷來的沙子，攥在手裡，指縫再緊，也在一點一點地漏走。我們不敢浪費一粒。
蘇琳說，這一週是我們唯一的機會。坤哥不會給我們第二次。一週之後，坤達還回去，坤哥就會變回那個惡魔，甚至比之前更兇殘，因為他會覺得被耍了，被羞辱了，被一群豬仔踩到了頭上。他會用十倍、百倍的殘忍來報復。所以這一週，我們必須把能做的事情全部做完，把能收集的證據全部收集，把能準備的退路全部準備好。沒有退路，就自己挖一條。
證據分三類。第一類是賬本，坤哥辦公室裡的那些黑色封面的本子，記錄著每一筆詐騙收入、每一筆器官交易、每一筆賄賂支出。那些本子是園區的命脈，也是坤哥的命脈。沒有它們，坤哥只是一個有錢的暴徒；有了它們，他就是一個可以被判死刑的罪犯。第二類是名單，那些國內保護傘的名字、職務、金額、聯絡方式。名單是蘇琳用命抄來的，抄了三天三夜，抄到手抽筋，抄到眼睛充血，抄到字跡歪歪扭扭但每一個字都清晰可辨。第三類是影片，坤哥辦公室的電腦裡存著監控錄影，記錄著園區裡的一切——電擊、烙鐵、水牢、小黑屋、醫療中心、VIP室。那些畫面比任何文字都有說服力，比任何證詞都更有力量。
蘇琳負責賬本和名單。她每天晚上凌晨兩點溜進坤哥的辦公室，趁著守衛換班的那五分鐘空檔。坤哥的辦公室門上有兩道鎖，一道彈子鎖，一道密碼鎖。彈子鎖老趙能開，密碼鎖是蘇琳自己破解的。她觀察了坤哥一個星期，看他按密碼時的指法、節奏、習慣。坤哥的密碼是他的生日，六位數，蘇琳試了三次就試出來了。
老趙負責影片。坤哥辦公室的電腦有密碼，但蘇琳己經拿到了。電腦裡的監控影片按日期存檔，每個月一個資料夾，每個資料夾裡有三十個影片檔案，每個檔案大概五百兆。老趙不懂電腦，但他懂怎麼複製。蘇琳教他用隨身碟，把隨身碟插進USB介面，開啟資料夾，選中檔案，複製，貼上。就這麼簡單，但老趙練了十幾遍，練到手不抖了，練到眼睛不花了，練到閉著眼睛都能操作了。
小雨和阿昆負責望風和傳遞。小雨的眼睛好，耳朵也好，能聽到很遠的聲音，能分辨出腳步聲的方向和距離。她蹲在走廊的拐角處，像一隻警覺的貓，一有動靜就學貓叫，喵的一聲，很輕，但足夠讓我們聽到。阿昆負責傳遞，他跑得快，腿雖然瘸了，但跑起來像一陣風。他把我們收集好的證據從坤哥辦公室轉移到工具間，再從工具間轉移到食堂灶臺後面的隔間，再從隔間轉移到鐵皮房床板的夾層裡。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裡，這是蘇琳說的。
我負責拍照。
蘇琳說，手機畫素越高越好。園區裡沒有好手機，只有那些破舊的、螢幕碎裂的、電池不耐用的舊手機。但蘇琳不知道從哪裡弄來了一部華為，不是新的，但攝像頭還行，能拍清楚字。她把手機遞給我的時候，手在發抖，不是害怕的那種抖，是那種抑制不住的、像電流一樣的、興奮的抖。
坤哥的賬本很厚，黑色封皮，A4紙大小，每一本都有兩百多頁。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日期、金額、賬戶、備註。每一筆都記得清清楚楚，像一本專業的會計賬簿。坤哥以前可能是學會計的，或者他請過專業的會計來幫他做賬。字跡工整，數字清晰，連小數點後面的兩位都寫得一絲不苟。我看著那些數字，看著那些零，看著那些以萬、十萬、百萬為單位的金額，手在發抖。不是害怕，是憤怒。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人的血汗錢，一個家庭的積蓄，一個活生生的人被掏空了的錢包和心。
我開啟手機的相機，對準賬本的第一頁，按下快門。咔嚓一聲，聲音很輕，但在安靜的辦公室裡像放了一個炮仗。我的手在抖，照片糊了，字跡模糊不清。我又拍了一張，這回手穩了一點，但還有點糊。我深吸了一口氣，把手機靠在桌沿上，固定住，再拍。這回清楚了。我翻到第二頁，再拍。第三頁，第西頁，第五頁。每一頁拍三遍，生怕拍糊了，生怕漏了哪一行，生怕因為自己的失誤讓那些罪證消失。
賬本拍完了。蘇琳從抽屜裡拿出一沓紙，是名單。那些國內保護傘的名字、職務、金額、聯絡方式。名字有中文的，有緬文的，有英文的。職務有官員、商人、公職人員、軍警、律師、銀行職員。金額從幾十萬到幾千萬不等，有些數字後面標註了貨幣單位——人民幣、緬幣、泰銖、美元。我看著那些名字，那些職務，那些金額，手在發抖。這些人穿著制服，戴著警徽，拿著國家的工資，吃著人民的飯，卻在保護坤哥，保護這座園區，保護這座地獄。他們是幫兇，是共犯，是比坤哥更可惡的人。因為坤哥是明處的惡魔，他們是暗處的鬼。沒有他們，坤哥早就被抓了，園區早就被端了，我們早就被救了。
我拍了三遍。每一張紙，每一行字，每一個數字，都拍得清清楚楚。拍到第三遍的時候，手機記憶體不夠了。蘇琳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儲存卡，小小的，黑色的，指甲蓋那麼大。她把儲存卡插進手機的卡槽裡，然後把手機遞給我。“繼續拍。”
我繼續拍。拍到手指抽筋，拍到眼睛發花，拍到手機發燙。賬本拍完了，名單拍完了，影片老趙在拷。我坐在坤哥的辦公椅上，靠著椅背，閉上眼睛。椅背是真皮的，很軟，很舒服，舒服得我差點睡著了。但我不能睡，因為時間不夠，因為還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因為這一週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蘇琳走過來，站在我旁邊，手裡拿著一個隨身碟。隨身碟是黑色的，小小的，上面貼著一張標籤，標籤上寫著“證據”兩個字。她的字寫得很漂亮，工工整整的，像印刷體。“影片拷完了？”我問。她點了點頭，把隨身碟塞進衣服裡面，塞在胸口的位置，最貼身的地方。隨身碟是涼的，貼著皮膚，像一塊冰，像一面盾牌，像一面旗幟。
備份。蘇琳說，備份五份。工具間一份，食堂灶臺後面的隔間一份，廁所水箱後面一份，鐵皮房床板的夾層裡一份，園區外面一棵大樹下的鐵盒裡一份。五份，五個人知道位置，如果西個人死了，一個人活著，證據就能帶出去。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裡，這是蘇琳的口頭禪。
我負責藏的那份，在鐵皮房床板的夾層裡。那天晚上，所有人都睡了，我趴在地上，用手摳開床板邊緣的釘子。釘子生鏽了，很難摳，指甲翻了，血從指甲縫裡滲出來，疼得我倒吸涼氣，但我沒有停。床板被撬開了，我把那份用塑膠袋包好的證據塞進夾層裡，用膠帶固定好，然後把釘子按回去，用石頭敲平。我趴在地上，聽著自己的心跳，噗通噗通噗通。
一千多張照片。幾十段錄音。三本賬本。這是我們在這一週裡瘋狂收集的證據。每一張照片都是蘇琳用命換來的，每一段錄音都是老趙用命換來的，每一本賬本都是小雨和阿昆用命換來的。它們藏在五個不同的地方，像五顆埋在地下的種子，等著發芽，等著破土，等著開花結果。
蘇琳說，夠了。這些足夠把這座地獄連根拔起。足夠讓坤哥坐牢，讓察猜坐牢，讓那些副局長、副隊長、官員、商人坐牢。足夠讓阿杰坐牢，讓光頭坐牢，讓所有傷害過我們的人坐牢。足夠讓這座園區被查封，被拆除，被燒成灰燼，被從地球上抹去，像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
一週的最後一天，我們把坤達送回了別墅。他的眼睛還被蒙著布條，他不知道我們是誰，不知道園區在哪裡，不知道這一週他住在什麼地方。他只是坐在麵包車的後座上，靠著車窗，渾身發抖。蘇琳把車停在別墅門口，解開他眼睛上的布條。陽光刺得他眯起了眼，他用手背揉了揉眼睛，看著窗外那棟白色的別墅，看著那棵大樹下的鞦韆，看著二樓上那扇掛著藍色窗簾的窗戶。他的眼淚掉了下來，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憋不住的、像擰開了水龍頭一樣的淚。
“到了。”蘇琳說。
坤達轉過頭，看著蘇琳。他的眼睛很黑，很亮，像兩顆黑色的玻璃珠，瞳孔裡映出蘇琳的臉——平靜的、沒有表情的、像一面湖水一樣的臉。他的嘴唇在動，在說什麼，但發不出聲音，只有氣聲，只有那種像風吹過枯葉的沙沙聲。
“謝謝。”他終於發出了聲音，很小，很小，像蚊子叫。
謝謝。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對被綁架他的人說謝謝。因為他知道，我們沒有傷害他，沒有打他，沒有罵他。我們給他吃飯，給他喝水，給他鋪乾淨的草蓆。我們沒有問他爸爸是做什麼的，沒有問他家裡有多少錢，沒有問他能不能幫我們跟坤哥說好話。我們只是把他關在一個黑暗的、狹小的、沒有窗戶的房間裡，關了七天。然後把他送回來了。他說謝謝。
蘇琳沒有說話。她開啟車門，坤達跳下了車，跑向了那棟白色的別墅。他的背影很瘦，肩膀很窄，腿很短，跑起來像一隻小兔子，一蹦一蹦的。他跑到門口，回過頭，看了我們一眼。他的眼睛很亮，亮得不正常，像兩盞快燒乾的油燈。但那不是絕望的亮，不是恐懼的亮，是一種我說不上來的、像希望一樣的東西。
然後他推開門，跑了進去。門關上了。我們坐在麵包車裡，看著那扇關上的門，看了很久。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動，沒有人說“走吧”。蘇琳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緩緩地吐出來。她的手指在方向盤上敲著，一下，兩下，三下，像在數數，像在倒計時，像在等什麼東西。
“走吧。”她終於說。她發動了車，麵包車顛簸著，開回了園區。路很爛，坑坑窪窪的，車子顛得厲害，我的頭撞在車窗上，咚的一聲，很響。但我沒有感覺，因為我在想坤達，想他說的那句“謝謝”，想他跑向那棟白色別墅時的背影，想他回過頭看我們時眼睛裡的那點亮光。
他只是一個孩子。一個十二歲的、被我們綁架了七天、卻對我們說謝謝的孩子。他不知道他爸爸做了什麼，不知道這座園區裡發生了什麼，不知道那些被電擊、被烙鐵、被抽血、被關小黑屋、被泡水牢、被送進醫療中心的人，都是他爸爸害的。他只知道，他被幾個陌生人帶走了，關在一個黑屋子裡，待了七天，然後被送回來了。他只知道，那些陌生人沒有傷害他，給他吃飯，給他喝水，給他鋪乾淨的草蓆。他只知道，他要說謝謝。
我閉上眼睛，在心裡對坤達說了一句話。對不起。但這是你爸爸欠我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