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萬。這個數字從阿成嘴裡說出來的時候，林濤閉上了眼睛。他深吸了一口氣，緩緩地吐出來，然後睜開眼睛，看著阿成。他的眼神不再平靜了，不是憤怒，不是悲傷，是一種我說不上來的、像死灰一樣的東西。他己經對這個世界上的人性感到了絕望，己經對信任、對忠誠、對那些他以為堅不可摧的東西感到了懷疑，己經對任何可能發生的、比之前更殘忍、更荒誕、更沒有人性的事情都不會再感到驚訝了。
林濤站起來，把槍收起來，轉過身，走回了倉庫。他沒有殺阿成，因為他需要阿成活著，活著把訊息傳出去，活著告訴坤哥“他們不在這裡了，他們己經走了，你們找不到了”。這是假訊息，是煙霧彈，是林濤故意讓阿成傳出去的，為了迷惑坤哥，為了爭取時間，為了讓我們能活著離開這個己經被包圍了的、隨時可能被攻破的、不安全的安全屋。
那天晚上，坤哥的懸賞金額提高了。不是一百萬，是兩百萬。生死不論。兩百萬，買我們兩個人的命。蘇琳和我。兩百萬，對坤哥來說還是小錢，但他知道，對我們來說，對邊境上的那些人來說，對每一個可能為了錢出賣我們、殺死我們、把我們交給他的人來說，兩百萬是天文數字，是足以讓任何人心動、任何人瘋狂、任何人變成惡魔的數目。
訊息傳得很快。不是慢慢地傳，是像野火一樣，像洪水一樣，像某種不可阻擋、不可遏制、不可逆轉的東西。林濤說，安全屋不再安全了。他說這話的時候，聲音很輕，輕得像風吹過枯葉，但他的眼睛裡有東西，不是恐懼，不是絕望，是一種我說不上來的、像決心一樣的東西。他己經做好了準備，準備戰鬥，準備犧牲，準備用他的命來換我們的命。
凌晨兩點，我們轉移了。不是慢慢地走，是跑，是那種把命都押上去的、把所有的力氣都集中在兩條腿上、把所有的恐懼都壓在心底、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腳下的跑。林濤走在最前面，手裡握著槍，眼睛盯著前方，像一個偵察兵，像一個敢死隊，像一個在說“跟我走，我保護你們”的人。蘇琳走在中間，她的腳還在流血，血從紗布裡滲出來，滴在地上，一步一個血印，像梅花，像腳印，像某種在說“我們在這裡，我們在這裡，我們在這裡”的標記。我走在最後面，手還在疼，不是那種尖銳的疼，是那種鈍重的、持續的、像潮水一樣一波一波湧來的疼。嘴唇上的洞還在流血，血從嘴角流下來，鹹的，腥的。
我們跑了很久。不知道跑了多久，不知道跑了多遠，不知道還要跑多久，不知道還要跑多遠。林濤說，只要跑出小鎮，跑到山上，跑到沒有人能找到的地方，我們就安全了。但跑出小鎮需要經過一條街，一條很長的、很寬的、兩邊都是房子、每扇窗戶後面都可能有一雙眼睛在盯著我們的街。那條街在月光下像一條銀色的蛇，像一把銀色的刀，像某種正在等待著我們、誘惑著我們、威脅著我們的東西。
林濤停了下來。他蹲在街角，探出頭，看了看街上的情況。街上很安靜，沒有人，沒有車，沒有狗，只有月光，只有風，只有那種什麼都看不到、什麼都聽不到、什麼都不知道、但總覺得有什麼東西在黑暗中注視著我們、等待著我們、隨時會撲出來把我們撕成碎片的恐懼。
“跑，”林濤說，聲音很輕，輕得像風吹過枯葉，“不要停，不要回頭，不要管任何聲音。”
我們跑了。不是慢慢地跑，是拼命地跑，是那種把命都押上去的、把所有的力氣都集中在兩條腿上、把所有的恐懼都壓在心底、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腳下的跑。腳步聲在空蕩蕩的街上回蕩，噠噠噠的，像馬蹄，像心跳，像倒計時。月光照在我們身上，把我們的影子投在地上，三個瘦削的、蜷縮的、像鬼一樣的人影。我的影子在左邊，蘇琳的影子在右邊，林濤的影子在前面，三個影子像三條黑色的河流，在銀色的地面上流淌，流向同一個方向，流向同一個目標，流向同一個也許永遠都到不了的終點。
我們跑過了街，跑過了巷子，跑過了田埂，跑到了山上。山不高，但很陡，路很窄，很難走，每一步都要用盡全身的力氣。我的膝蓋在疼，骨頭在嘎吱嘎吱響，血在流，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但我沒有停，不能停。蘇琳的腳在流血，血從紗布裡滲出來，滴在地上，一步一個血印，但她沒有停，不能停。林濤的假肢在石頭上打滑，摔了一跤，膝蓋磕在石頭上，破了，血在流，但他沒有停，不能停。
我們爬到了山頂。山頂有一棵大樹，樹幹很粗，要兩個人才能合抱，樹冠很大，像一把巨大的傘，遮住了頭頂的天空。林濤靠著樹幹，滑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氣。他的臉很紅，不是那種健康的紅，是那種缺氧的、勞累的、身體在抗議、在掙扎、在死亡的邊緣做最後的抵抗的紅。他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貼在身上，露出瘦削的身體，肋骨一根一根的，像洗衣板。
蘇琳坐在他旁邊，靠著樹幹，閉上了眼睛。她的呼吸很急促，胸口的起伏很大，像拉風箱，像哮喘病人，像某種正在拼命呼吸、拼命活著、拼命不想死的東西。她的腳在流血，血從紗布裡滲出來，滴在地上，一滴一滴的，像雨，像淚，像某種正在流逝、正在消失、正在變成記憶的東西。
我坐在她旁邊，靠著樹幹，仰著頭，看著天空。天空很黑，沒有月亮，沒有星星，只有雲，只有那種什麼都看不到、什麼都聽不到、什麼都不知道、但總覺得有什麼東西在黑暗中注視著我們、等待著我們、隨時會撲出來把我們撕成碎片的恐懼。風很大，吹得樹葉沙沙響，吹得樹枝嘩嘩響，吹得我們的頭髮亂飛，吹得我們的衣服獵獵作響，吹得我們的身體發冷。
林濤從口袋裡掏出那張儲存卡，握在手心裡，看著它。他的眼神很平靜，平靜得像一面湖水，但那面湖水的下面，有什麼東西在翻湧——不是憤怒，不是仇恨，是一種更深的東西，也許是正義，也許是使命，也許是某種他從穿上警服的那一天起就刻在骨子裡、融在血液裡、永遠不會改變、永遠不會動搖、永遠不會被任何東西收買或嚇倒的信念。
“我會把你們送出去的，”他說，聲音很輕，輕得像在跟自己說話，“我保證。”
保證。這兩個字從他嘴裡說出來，不是安慰，是承諾。承諾他會用命來保護我們，會把我們送出邊境，會把我們送回中國，會把證據交給該交的人，會把那些人送進監獄，會把這座園區燒成灰。這是他能做到的最大的保證，也是他願意付出的最大的代價。
蘇琳睜開眼睛，看著林濤。她的眼神很平靜，平靜得像一面湖水，但那面湖水的下面，有什麼東西在翻湧——不是感激，不是感動，是一種更深的東西，也許是信任，也許是託付，也許是某種她永遠不會說出口的、比信任更真、比託付更重、比任何東西都更接近生死的東西。
她伸出手，握住了林濤的手。她的手很涼，很瘦，骨頭硌著林濤的手心，但握得很緊，緊到我能感覺到她的手在發抖，不是害怕的抖，是那種太累了、身體己經撐不住了、但意志還在強撐著的抖。林濤握緊了她的手，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手背上全是老繭和傷疤，但握得很緊，緊到我能感覺到他的決心，他的信念，他的那種“不管付出什麼代價，我都會把這件事做到底”的意志。
我靠在樹幹上，閉上了眼睛。手還在疼，嘴唇還在流血，膝蓋還在嘎吱嘎吱響，但我還活著，還在呼吸，還在心跳，還沒有死。這就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