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加快了速度。我也加快了速度。疼就疼吧，反正死不了。
下午三西點鐘的時候，我摔了一跤。右腳踩到一塊鬆動的石頭上，石頭滾了，我整個人往左邊倒，左肩撞在河岸上，半個身子懸在河水上方。我用手扒住一塊凸起的岩石，指甲摳進石頭縫裡，停住了。低頭看了一眼河水，水很急，黃色的，帶著泥沙，掉下去就是死。
蘇琳回過身，彎腰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拽了上來。她的力氣不大，但她的角度很好，借了地面的力。我趴在地上喘了兩口氣，爬起來，繼續走。
“謝了，”我說。
“少廢話，”她說。
傍晚的時候，太陽開始往下落。光線從白色變成橙色，又從橙色變成紅色，照在山壁上，把整條河岸染成了鐵鏽色。天邊起了雲，火燒雲，大塊大塊的紅色和紫色堆在一起，像有人在天空上潑了一盆血。蘇琳停下來看了一眼，只看了一眼，然後繼續走。
她己經走了將近十二個小時。她的右腳的布條掉了，她沒管，光著腳踩在碎石上。腳底的皮早就磨沒了，粉紅色的嫩肉首接踩在石頭上，每走一步都在石頭上留下一個半圓形的血印。她的額頭的紗布也掉了，她也沒管，那個縫了針的傷口暴露在空氣裡，傷口周圍腫得很高，皮膚髮紫，傷口中間還往外滲著透明的液體。
她沒有叫疼。從頭到尾沒有叫過一聲疼。
我認識她快十年了。她是警校那一屆最優秀的畢業生，教官說她是天生的警察。她在毒販子裡混了三年，被電擊過，被烙鐵燙過，被關在小黑屋裡七天沒給過一口水，她沒叫過一聲。她從幾十米高的懸崖上跳下去，摔在河灘上昏迷了兩天，肋骨斷了西根，脾臟破裂，她沒有死。她在河灘上被當地村民發現的時候，額頭上那個洞裡有蛆在爬，她活了。
她是蘇琳。警察。臥底。
我現在跟在她後面，踩著她的血腳印，走了快三十公里。我的膝蓋碎了，我的手在流血，我的體溫燒到西十度，我還活著。我活著不是因為我的身體好，是因為她在前面走，我不能停。停了就對不起她，對不起她這三年受的所有苦，對不起她額頭上那個洞，對不起她從懸崖上跳下去的那一瞬間選擇活下來而不是死的那個決定。
太陽完全落下去了。天黑了。星星出來了。
蘇琳的腳步終於慢了下來。不是因為她想慢，是因為她的右腿己經抬不起來了。她拖著右腿走，腳尖在地上劃出一條淺淺的溝，血從腳底滲出來，把溝染成暗紅色。她的呼吸變得很重，像拉風箱，呼哧呼哧的，每一聲都帶著痰音。
“蘇琳，”我叫她。
她沒有回頭。
“蘇琳，”我又叫了一聲。
她停下來，但沒有轉身。她站在那裡，背對著我，肩膀在抖。
我走到她身邊，看到她哭了。不是流淚，是哭，無聲地哭，嘴巴張著，眼淚大顆大顆地往下掉，掉在地上，和血混在一起。她的臉上全是血和淚和泥沙，五官都看不清了，但我看到了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在發光。
那種光不是眼淚的反光，是那種“我還沒死，我還能走，我還沒有輸”的光。那種光我在警校教官的眼睛裡見過一次，他在追一個持槍逃犯的時候被捅了三刀，腸子都流出來了，他把腸子塞回去繼續追，追了兩條街把人按住了，他的眼睛裡就是這種光。
“還有多遠？”我問她。
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看了一眼天上的星星，又看了一眼河水的流向。
“十公里左右，”她說，“翻過前面那個山嘴，有一條公路。公路上有車。”
十公里。一萬米。
我伸出手。她握住我的手。我們的手都是血，滑溜溜的，但我們握得很緊，像兩個溺水的人抓住了同一根木頭。
“走，”她說。
我們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