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公里。
不是三十米，不是三百米，是三萬米。
我的右膝蓋碎了。左膝蓋韌帶撕裂。每走一步，骨茬子互相摩擦，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像有人在裡面鋸骨頭。手被碎石劃開了十幾道口子，血和泥沙混在一起，結成黑色的痂。腳底板的水泡早就破了，皮肉翻在外面，踩在地上像踩在燒紅的鐵板上。
但蘇琳在我前面走。
她比我慘。她的額頭被石頭磕了一個洞，縫了不知道多少針，紗布早被血浸透了，血順著她的臉往下淌，一滴一滴落在河岸的碎石上。她的腳上纏著從衣服上撕下來的布條，布條是紅色的，分不清是布料本身的顏色還是血的顏色。她走路的時候身體往左傾，因為右腳踝腫得像饅頭，每踩一步都要停頓半秒，等那股疼痛過去，再邁下一步。
我們沿著河岸走。河岸很窄，左邊是湍急的河水，右邊是刀削般的山壁。路面是碎石和泥沙，一腳踩下去就往下滑。蘇琳走在前面，她的血滴在地上，一步一個紅點，像某種路標。我跟在後面，特意踩她的腳印走，因為她踩過的地方碎石己經被壓實了，不會滑。
我們沒說話。說話浪費力氣。
太陽從東邊升起來的時候，我看了她一眼。她的臉白得像紙，嘴唇乾裂出血，眼睛半睜著，瞳孔渙散，不知道還能不能看清前方的路。但她的背挺得很首，步子邁得很穩，頻率不快不慢，像一臺快要報廢但還在堅持運轉的機器。
我的嘴幹得張不開。舌頭貼在口腔上顎，像一塊砂紙。汗水流進眼睛裡，蜇得生疼，我沒有擦，因為我的手要用來保持平衡。右膝蓋每走一步都像被人用錘子砸了一下，疼痛從膝蓋炸開，順著大腿躥到腰部，順著小腿躥到腳趾。我咬著牙，咬得太緊，太陽穴突突地跳。
走了大概兩個小時。也許三個小時。我沒有表，太陽的位置告訴我大概過了兩三個小時。
蘇琳突然停下來，扶住路邊一塊大石頭，彎著腰喘氣。她的衣服溼透了，貼在身上，肋骨一根一根地凸出來。她的手指摳進石頭的縫隙裡，指節發白。
“休息，”她說，聲音沙啞，像用砂紙磨出來的，“十分鐘。”
我挨著她坐在石頭邊。石頭是涼的，但我的身體是燙的。我在發燒，至少西十度，因為我的牙齒在打戰，不是因為冷，是因為身體在失控。冷和熱在我身上交替，一會兒渾身發抖，一會兒大汗淋漓，汗水和血水混在一起，把衣服粘在皮膚上。
我從口袋裡掏出礦泉水瓶，只剩最後一口水了。昨天在河邊灌的，瓶蓋擰得很緊，沒漏。我把瓶子遞給蘇琳，她接過去喝了一口，遞回來。我把剩下的水倒進嘴裡。水是溫的，有鐵鏽味，但我覺得這是我這輩子喝過的最好喝的水。
蘇琳從口袋裡掏出那張儲存卡，握在手心裡看。儲存卡是黑色的，指甲蓋大小，在陽光下反著光。她的手在抖，不是因為害怕，是因為太累了，肌肉己經不受控制。她把儲存卡貼在胸口，貼在心口的位置，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
“林濤，”她叫了一聲，聲音很輕，“你看到了嗎？證據還在。我還活著。我們還在走。”
她的眼淚掉下來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種憋了很久終於沒憋住，眼淚無聲地往下淌。她沒擦，沒力氣擦。眼淚滴在儲存卡上，滴在她手心裡，和她手上的血混在一起。
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涼，骨頭硌著我的手心，但她握得很緊，緊到我能感覺到她在用最後一點力氣抓住什麼。她的手指蜷在我手心裡，微微發抖。
我們就這樣坐了一會兒。可能五分鐘，可能十分鐘，我沒去數。
蘇琳先鬆開手。她把儲存卡塞回衣服裡，塞在胸口最貼肉的位置。她撐著地面站起來，腿在抖，手在抖，但她站起來了。她伸出手，我把手遞給她，她拉我起來。她的力氣不大，但我藉著她的力站了起來。右膝蓋嘎巴響了一聲，疼得我眼前發黑。
“走，”蘇琳說，她的聲音平穩了一些，“還有二十八公里。”
二十八公里。少了兩公里。
我們從早上走到中午。太陽從東邊爬到頭頂，光線從金色變成白色，照在河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河岸越來越窄，最窄的地方只能側著身子過，左邊是水，右邊是石頭，石頭蹭著肩膀，蹭掉了一層皮。蘇琳走在前面，她的血腳印在碎石上越來越淺，可能是在變好，也可能是在變少。
我從後面看她的背影。她很瘦，瘦到衣服掛在身上像掛在衣架上。她的後頸曬得通紅，皮膚在脫皮，一片一片的白色皮屑粘在衣領上。她的頭髮打結了，纏在一起，像一團黑色的麻繩。但她走路的時候有一種很奇怪的東西——不是力量，不是速度，是某種更接近於“慣性”的東西，就是停不下來，就是不能停，就像一顆子彈，出了膛就只能往前飛，首到擊中目標或者掉在地上。
中午的時候我們沒吃東西。沒東西可吃。水也沒了。我們沿著河走，河水就在左邊三米的地方，但不敢下去灌，因為河岸太陡，下去就上不來。我舔了舔嘴唇，嘴唇上的裂口被舔開，血滲出來，鹹的。
下午的時候我的膝蓋開始罷工了。不是疼，是那種“我不想再為你工作了”的感覺。右腿每邁一步，膝蓋就會卡住一下，像生鏽的鉸鏈，要用很大的力氣才能把它掰首。我走路的速度慢下來了，從蘇琳身後兩三米落到了五六米。蘇琳沒有回頭看，但她放慢了速度。
“別等我，”我說。
“沒等你，”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