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走了。不是走，是挪，是那種每一步都要用盡全身的力氣、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每一步都在提醒我們“你們還活著，但你們離死也不遠了”的挪。蘇琳的額頭上的傷口還在流血，血從紗布裡滲出來，順著她的臉往下流，一滴一滴的，像雨，像淚，像某種正在流逝、正在消失、正在變成記憶的東西。她沒有擦，因為她沒有力氣擦，因為她需要把所有的力氣都用在走路上，用在活著上，用在不要死上。我的手還在疼，膝蓋還在嘎吱嘎吱響，嘴唇上的洞還在流血，但我不在乎了，因為她還活著，因為我也還活著，因為我們還在一起，因為證據還在，因為那些死了的人還在天上看著我們，還在等我們把證據帶出去、把那些人送進監獄、把這座園區燒成灰。
我們沿著河岸走。河岸很窄，只能容一個人透過，左邊是河，右邊是山壁。路是碎石和泥沙，踩上去滑溜溜的，像在冰面上走路，像在刀尖上跳舞。蘇琳走在前面，她的腳在流血，血從紗布裡滲出來，滴在地上，一步一個血印，像梅花，像腳印，像某種在說“我們在這裡，我們在這裡，我們在這裡”的標記。我跟在後面，踩著她的血腳印走，因為那些腳印己經被踩實了，不那麼滑了，不容易摔倒了。我的血和她的血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她的哪是我的，像我們的命，綁在一起，分不開，也扯不斷。
我們走了很久。不知道走了多久，不知道走了多遠，不知道還要走多久，不知道還要走多遠。太陽從東邊升到了頭頂，又從頭頂落到了西邊。光線從金色變成了白色，從白色變成了橙色，從橙色變成了紅色，從紅色變成了紫色，最後變成了黑暗。星星出來了，一顆，兩顆，三顆，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碎鑽石，像無數隻眼睛，在黑暗中注視著我們，等待著我們，守護著我們。
蘇琳停了下來。她站在一塊大石頭旁邊，靠著石頭，滑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氣。她的臉很紅，不是那種健康的紅，是那種缺氧的、勞累的、身體在抗議、在掙扎、在死亡的邊緣做最後的抵抗的紅。她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貼在身上，露出瘦削的身體，肋骨一根一根的，像洗衣板。她的額頭上的紗布己經變成了暗紅色，血不再流了，因為快流乾了，因為身體己經沒有多少血可以流了，因為再流下去就會死。
我坐在她旁邊，靠著同一塊石頭。石頭是涼的，涼意透過衣服滲進皮膚裡，激得我打了個哆嗦。但我的身體是燙的，高燒燒到西十度，燙得像一塊剛從火盆裡夾出來的鐵。冷和熱在我身上打架，一會兒冷得發抖，牙齒咯咯地響，咬都咬不住；一會兒熱得出汗，汗像水一樣從每一個毛孔裡往外滲，跟血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汗哪是血。
蘇琳從口袋裡掏出那半塊壓縮餅乾渣，用塑膠袋包著的那一點。她把塑膠袋開啟，把餅乾渣倒進手心裡，分了一半給我。餅乾渣很少，只有一小撮，像沙子，像塵土，像某種己經失去了所有營養、所有味道、所有作為食物應該具備的東西的東西。我把餅乾渣倒進嘴裡，嚼了嚼，嚥了。餅乾渣是鹹的，卡在喉嚨裡，噎得我首咳嗽，但我的身體需要它，因為我需要活著。
蘇琳也吃完了，把塑膠袋摺好，塞回口袋裡。她靠在石頭上，仰著頭，看著天空。星星在閃爍，一顆一顆的，像眼睛，像希望，像某種在說“你們還活著，你們還在一起，你們還沒有放棄”的東西。她的嘴角動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種很細微的、幾乎看不出來的、像是在說“今晚的星星真亮”的動作。
“林濤說過，”她突然開口了，聲音很輕，輕得像在跟自己說話，“如果有一天，他死了，他的警號會留給他的兒子。他沒有兒子，他說會留給我。”
她的聲音斷了。不是慢慢的，是突然的，像被人掐住了喉嚨，像有什麼東西堵在嗓子眼裡，怎麼都擠不出去。她的眼眶紅了，不是哭，是那種被什麼東西哽住了的、像在忍著不哭的紅。她的手指在膝蓋上敲著，一下一下的，像在數數，像在倒計時，像在等什麼。
“他還沒有結婚，”她說，“沒有兒子，沒有女兒，什麼都沒有。他的警號，會留給誰呢？”
我沒有回答。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林濤死了，死在了安全屋外面，死在了那個他用十五分鐘、用打光了所有子彈、用被亂槍打死的代價換來的我們逃跑的時間裡。他的警號，會留給誰呢？也許留給他的戰友，也許留給他的同事，也許留給那個他在警校時的教官、那個在他畢業時拍著他的肩膀說“好好幹，別給警徽丟臉”的人。也許誰都不留，也許就這樣消失了，像他這個人一樣，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什麼都沒有留下，只有回憶，只有遺憾，只有那個在我們心裡永遠都無法彌補的缺口。
蘇琳閉上了眼睛。她的呼吸很均勻，胸口的起伏很有節奏，一下一下的，像鐘擺，像心跳，像某種正在慢慢平靜、慢慢平息、慢慢進入夢鄉的東西。她睡著了，在河岸邊，在大石頭旁邊，在星空下，在逃亡了無數天、經歷了無數次生死、失去了無數個戰友之後，終於睡著了。她的臉上沒有表情，平靜得像一面湖水，但那面湖水的下面，有什麼東西在翻湧——也許是夢，也許是回憶，也許是某種她在睡夢中才能看到、才能聽到、才能觸控到的、己經不在這個世界上的東西。
我守著她，一夜沒睡。我睜著眼睛，看著星星，聽著河水聲，聽著她的呼吸聲，聽著遠處偶爾傳來的狗叫聲和鳥鳴聲。我在想林濤，想他站在安全屋門口、手裡握著槍、說“你們走，我斷後”的樣子。想他喊“蘇琳，快跑”時的聲音，那麼大的聲音，大到整個小鎮都能聽到，大到山上的我們都能聽到，大到在遠處的追兵都聽到了、都朝那個方向湧了過來、像一群聞到血腥味的鯊魚、像一群被捅了窩的馬蜂、像一群眼睛裡只有錢、腦子裡只有錢、心裡只有錢的瘋子。想他被亂槍打死的那一刻，他有沒有疼，有沒有怕，有沒有後悔。後悔認識蘇琳，後悔來救我們，後悔用自己的命換了我們的命。
天亮了。太陽從東邊的地平線上升起來，不是那種溫柔的、橘紅色的、像雞蛋黃一樣的太陽，是那種慘白的、刺眼的、像一盞巨大的探照燈一樣的太陽。光線照在我們身上，照在我們的傷口上，照在我們的臉上，像針扎，像刀割，像某種正在提醒我們“你們還活著，但你們活著比死了更痛苦”的東西。
蘇琳睜開了眼睛。她的眼睛很紅，腫得像兩個核桃，眼白裡全是血絲，密密麻麻的，像紅色的蜘蛛網。但她的眼神很平靜，平靜得像一面湖水，但那面湖水的下面，有什麼東西在翻湧——不是悲傷，不是絕望，是一種更深的東西，也許是決心，也許是信念，也許是某種她永遠不會說出口的、比決心更硬、比信念更重、比任何東西都更接近真相的東西。
她撐著地面，站了起來。腿在抖，手在抖，渾身都在抖，但她站起來了。她伸出手，遞給我。我抓住她的手，站了起來。我們站在河岸邊，陽光照在我們身上，把我們的影子投在地上，兩個瘦削的、蜷縮的、像鬼一樣的人影。我的影子在左邊，蘇琳的影子在右邊，兩個影子像兩條黑色的河流，在大地上流淌，流向同一個方向，流向同一個目標，流向同一個也許永遠都到不了、但必須走下去、因為停下來就是死的終點。
“走吧，”蘇琳說，“還有三十公里。”
三十公里。三萬米。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每一步膝蓋都在嘎吱嘎吱響，每一步手都在疼，每一步血都在流。但她在走，我也在走。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後面。她走一步，我跟一步。她的血腳印在地上延伸，一個一個的，像梅花，像腳印，像某種在說“我們在這裡，我們在這裡，我們在這裡”的標記。我踩著她的血腳印走，因為那些腳印己經被踩實了，不那麼滑了，不容易摔倒了。我的血和她的血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她的哪是我的，像我們的命，綁在一起，分不開，也扯不斷。
還有三十公里。蘇琳說，只要方向對，總能走出去。方向對嗎？不知道。但她說方向對。我信她。因為她是蘇琳，是警察，是臥底，是那個被電擊不叫、被烙鐵不哭、被關小黑屋不求饒、從幾十米高的懸崖上跳下來沒有被摔死、在河灘上昏迷了兩天沒有被死神帶走、額頭被石頭磕破了一個洞、縫了不知道多少針、現在還在這裡、還在走、還在堅持、還沒有放棄的蘇琳。她說方向對，方向就對。她說能走出去，就能走出去。她說什麼，我都信。因為除了信她，我還能信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