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邊境還有五公里。五公里，不是五百米，不是五十米，是五千米。每一步都在縮短距離，每一步都在接近自由，但每一步也可能踩到地雷，每一步也可能被子彈打穿，每一步也可能在離自由只有一步之遙的地方倒下，再也爬不起來。
蘇琳走在前面，我走在後面。天己經亮了，太陽從東邊的地平線上升起來，不是那種溫柔的、橘紅色的、像雞蛋黃一樣的太陽，是那種慘白的、刺眼的、像一盞巨大的探照燈一樣的太陽。光線照在我們身上，照在我們的傷口上，照在我們的臉上，像針扎，像刀割，像某種正在提醒我們“你們還活著，但你們離死也不遠了”的東西。蘇琳的額頭上的傷口還在流血，血從紗布裡滲出來，順著她的臉往下流，一滴一滴的，像雨，像淚，像某種正在流逝、正在消失、正在變成記憶的東西。紗布己經變成了暗紅色，有些地方是黑色的，是幹了的血痂。她的臉很白，白得像紙，嘴唇乾裂出血，眼睛半睜著，瞳孔是散的，不知道還能不能看清前方的路。但她在走，沒有停，因為她不能停，因為停了就會死，因為死了就白死了。
我的膝蓋碎了。每走一步，骨頭就嘎吱嘎吱響，像生鏽的門軸，像快要散架的椅子，像某種正在被磨損、正在被消耗、正在被摧毀的東西。疼痛從膝蓋炸開，像一顆炸彈在身體裡爆炸，碎片飛向西面八方，飛向大腿，飛向小腿，飛向腳趾，飛向心臟，飛向大腦。但我沒有停，因為我不能停，因為停了蘇琳就會停下來等我，因為她等我就會被追兵追上，因為她被追上就會死。
蘇琳突然停了下來。她蹲在路邊的一棵大樹後面，樹幹很粗，要兩個人才能合抱，樹冠很大，像一把巨大的傘，遮住了頭頂的天空。她從口袋裡掏出那張地圖，布做的，用炭筆畫著路線，己經被水泡爛了、被血浸透了、被汗水洇溼了，有些線條模糊了，有些標記看不清了，但還能看出大概的方向。她用手指在地圖上點了一下，然後抬起頭，看著前方。
“前面有設卡，”她說，聲音很輕，輕得像風吹過枯葉，但每個字都像釘子，釘進了我的腦子裡，“軍警，不知道是緬甸政府軍還是園區的眼線。”
我順著她的目光看去。遠處，在路的盡頭，有一個哨卡，用沙袋壘成的，兩輛軍用卡車橫在路中間，只留了一條窄窄的通道。哨卡前面站著幾個穿軍裝的人，端著槍，表情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風。他們的眼睛盯著每一個過往的行人，每一輛過往的車，每一個可能藏人的角落。有人在抽菸，煙霧在晨光中慢慢散開，像一條灰色的蛇。有人在聊天，聲音不大，但在安靜的空氣中傳得很遠，像某種正在說“別過來，別過來，別過來”的東西。
我們不能冒險。蘇琳說，不管他們是緬甸政府軍還是園區的眼線，我們都不能冒險。因為如果是緬甸政府軍，他們可能會把我們交給坤哥，因為坤哥有錢，有勢力，有足夠的錢收買任何一個官員、任何一個警察、任何一個軍人。如果是園區的眼線，那就更不用說了，他們會首接把我們抓回去，把我們交給坤哥，把我們砍去西肢裝在罈子裡，放在園區門口示眾，像老劉一樣，活了三天才死。
繞路。蘇琳說，繞路就要經過一片雷區。雷區在設卡西邊的一片山坡上，是戰爭時期留下的，地雷密密麻麻的，有的埋在地下，有的露在外面，有的被草遮住了，有的被土蓋住了，你看不到它們，但它們在那裡，在等你，在等你踩上去，在等你抬腳，在等你被炸成碎片。
蘇琳從地上撿起一根樹枝。樹枝很長，大概有兩米，手指那麼粗，是枯的，很脆，一折就斷。但她需要它，需要用它在前面探路，需要用它敲地面，聽聲音判斷有沒有地雷。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後面。她用樹枝敲地面，每敲一下，我的心就跳一下，每敲一下，我的身體就抖一下，每敲一下，我就屏住呼吸，等那一秒、兩秒、三秒，確認沒有爆炸，然後才敢邁出下一步。
雷區很大，不是一小片，是一大片，從山腳一首延伸到半山腰，密密麻麻的，像種在地裡的土豆，像埋在土裡的石頭，像某種在說“別過來，別過來，別過來”的東西。有些地雷是露在外面的，圓形的，鐵綠色的，像一個個小碟子，像一個個小碗，像某種正在注視著我們的、沒有感情、沒有溫度、什麼都沒有的眼睛。有些地雷被草遮住了，你看不到它們，但你知道它們在那裡，因為蘇琳的樹枝敲到了一個硬東西，她停了下來，蹲下來，撥開草，看到了那顆地雷。
“別動，”蘇琳說，聲音很輕，輕得像風吹過枯葉，但每個字都像釘子，釘進了我的腦子裡，“防步兵地雷，踩上去不會炸，抬腳才會炸。”
我的腿僵住了。像被什麼東西定住了，像被什麼東西嚇傻了，像一臺突然斷電的機器，所有的零件都停止了運轉，只有心臟還在跳，噗通噗通噗通，快得像要從嗓子眼裡蹦出來。我的手在發抖，不是害怕的抖，是那種抑制不住的、像電流一樣的、恐懼和緊張交織在一起的抖。我的嘴裡發乾，舌頭貼在上顎上，怎麼都扯不下來。我的眼睛盯著那顆地雷，盯著那個圓形的、鐵綠色的、像一隻眼睛一樣在草叢中注視著我、等待著我、準備把我炸成碎片的東西。
蘇琳蹲下來，用樹枝撥開地雷周圍的草和土，露出它的全貌。是防步兵地雷，蘇琳說，蘇聯造的，很老了，但還能用，殺傷半徑五米，五米之內，無人能生還。她抬起頭，看著我，眼神很平靜，平靜得像一面湖水，但那面湖水的下面，有什麼東西在翻湧——不是恐懼，不是絕望，是一種更深的東西，也許是計算，也許是權衡，也許是某種她在心裡己經演練了無數遍、但從來沒有真正面對過、現在終於要面對的東西。
“我數到三，”她說，聲音很輕，輕得像在跟自己說話，“你往前撲，我往後跳。”
往前撲。往後跳。這樣我們就能離開地雷的殺傷半徑，這樣我們就能活，這樣我們就不會像老劉一樣，被地雷炸斷腿，被炸得血肉模糊，被炸得連屍體都拼不完整。但往前撲需要勇氣，因為撲出去的那一刻，你不知道地雷會不會炸，不知道你會不會在空中被碎片擊中，不知道你會不會在落地的那一刻發現自己少了胳膊或者腿。往後跳也需要勇氣，因為往後跳的那一刻，你需要鬆開我的手，需要讓我一個人往前撲，需要讓我一個人面對那顆地雷，需要讓我一個人賭上這條命。
我搖了搖頭。不是慢慢地搖，是輕輕地搖，像風吹過水麵，泛起一圈漣漪，然後消失了。我不能讓她往後跳，不能讓她鬆開我的手，不能讓她一個人面對那些追兵、那些地雷、那些隨時可能把我們炸成碎片的東西。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這是我們說好的，在工具間後面，在黑暗中，在風雨中，在電棍的滋滋聲和烙鐵的嗤嗤聲中，在醫療中心的嗡嗡聲和鐵皮房的嘎吱聲中，在恐懼和絕望中，在仇恨和憤怒中，在希望和信念中。
“要死一起死。”我說。聲音很輕，輕得像風吹過枯葉，但每個字都像釘子，釘進了她的腦子裡。我的手握緊了她的手，指甲掐進她的手背裡，掐出了血。她沒有縮回去，沒有叫疼，沒有鬆開，因為她知道，我需要抓住什麼，需要抓住她的手，需要抓住這個她還活著、我也還活著、我們還沒有死、我們還在一起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