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我提供的證據，警方在全國多地同時收網。不是慢慢收的，是突然收的，像一張巨大的網從天而降，像一把鋒利的刀同時斬向無數條毒蛇的七寸。那天晚上，我住在警方安排的一家酒店裡，不是家裡，因為家裡不安全，因為坤哥的人還在逃，因為那些保護傘雖然倒了，但他們的餘黨還在、還在尋找報復的機會、還在試圖毀滅證據、還在做著最後的掙扎。酒店在市中心，很高，二十多層，我住在十五樓，房間不大，但很乾淨，有床，有電視，有衛生間，有窗戶，能看到城市的夜景。燈光很多，密密麻麻的，像星星，像眼睛，像某種在說“你還活著，你還活著，你還活著”的東西。
我躺在床上，手裡握著遙控器，按了一下電源鍵。電視亮了，螢幕是藍色的，有幾秒鐘的雪花，然後出現了畫面。是新聞頻道，不是特意選的，是預設的，上一任客人看的就是這個頻道。主持人是一個女人，三十多歲，短髮，看起來很乾練，聲音很穩，像在唸稿子，像在說一件己經發生了、己經確定了、己經不需要再質疑的事情。她的身後是一張地圖，中國的，上面有幾個紅點，在閃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昆明、成都、重慶、還有我老家的省會城市。每個紅點旁邊都標著數字，不是人數，是行動代號，是警方為這次抓捕行動起的名字——“雷霆行動”。
我的手開始發抖。不是冷的抖，是那種抑制不住的、像電流一樣的、緊張和興奮交織在一起的抖。我把遙控器放在床頭櫃上，用兩隻手抓住被子，被子是白色的，很軟，很暖，但我的手很涼，涼得像冰，像死人，像某種正在慢慢失去溫度、慢慢失去生命、慢慢變成別的東西的東西。我的眼睛盯著電視螢幕，不敢眨，怕錯過任何一個畫面，怕錯過那些人的臉，怕錯過他們被抓的那一刻，怕錯過他們臉上的恐懼、絕望、後悔。
畫面切到了現場。不是演播室，是實況，是警方在行動前佈置任務的畫面。一個穿著警服的男人站在一塊白板前面，白板上貼著照片，很多照片，一排一排的，像學生證，像工作證，像某種在說“這些人，就是我們要抓的”的東西。他的手裡拿著一根教鞭，指著照片，一個一個地念名字、職務、罪名。他的聲音很穩，很冷，像冬天的風，像刀片，像某種在說“你們跑不掉了，你們完了，你們該付出代價了”的東西。他的身後站著很多警察，都穿著防彈衣，戴著頭盔，手裡握著槍，表情很嚴肅，嚴肅得像在參加一場葬禮，像在做一個可能會流血、可能會犧牲、但必須做、因為不做就會有更多人受害的決定。
畫面又切了。這次是抓捕現場。不是同一個地方，是很多個地方，同時切進來，像分屏，像監控錄影，像某種在說“我們在全國各地同時動手，你們一個都跑不掉”的東西。左上角的畫面是北京，一棟居民樓，很舊，很破，樓道里的燈是聲控的，警察上去的時候跺了一腳，燈亮了，昏黃的，照在那些警察的臉上，一張一張的，沒有表情，像機器，像石頭，像某種在說“我們來了，我們來了，我們來了”的東西。他們踹開了一扇門，不是慢慢地踹，是猛地踹，像用錘子砸，像用炮彈轟，像某種不可阻擋、不可抗拒、不可逆的東西。門開了，裡面傳來一聲尖叫，不是男人的，是女人的，是那個副局長的老婆。她在喊“你們幹什麼，你們憑什麼，你們知道他是誰嗎”。警察沒有理她，衝進臥室，把那個副局長從床上拖了下來。他只穿著一條內褲，肚子很大，像懷孕了六七個月，頭髮亂糟糟的，眼睛還沒睜開，嘴張著，在喊“你們是誰，你們憑什麼抓我，我有人大代表身份，你們不能這樣對我”。警察沒有理他，把他按在地上，雙手反剪到背後，銬上了手銬。手銬是銀色的，在燈光下反著光，咔嚓一聲，很脆，像骨頭斷裂的聲音，像某種正在關閉、正在鎖住、正在結束的東西。
右上角的畫面是上海，一棟別墅，很大，很豪華，有花園，有游泳池，有車庫，車庫裡停著兩輛車，一輛賓士，一輛寶馬。警察翻牆進去的，不是走大門，是翻牆，因為大門有監控，因為按門鈴會驚動裡面的人，因為他們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在那些人還在做夢的時候就把他們從夢裡拖出來、拖進現實、拖進監獄。他們翻過圍牆，落在花園裡，草地很軟，踩上去沒有聲音。他們衝到門口，用破門錘撞開了門，門是實木的，很厚，很重，但破門錘更重，一下，兩下，三下，門開了。裡面傳來狗叫聲，不是一隻，是兩隻，大狼狗，黑背，齜著牙，朝警察撲過來。警察開了槍，不是打死，是麻醉槍，狗倒下了，癱在地上，眼睛還睜著，嘴巴還張著，但動不了了。警察衝上二樓，踹開主臥室的門，那個商人正摟著一個年輕女人睡覺，女人不是他老婆，是他包養的情婦。他被驚醒，想跑，想從窗戶跳下去，但窗戶是關著的，打不開。警察把他按在床上，銬上了手銬。他的臉埋在枕頭裡，悶聲喊著“你們知道我是誰嗎，你們知道我跟誰有關係嗎，你們敢抓我，你們不想活了”。警察沒有理他，把他從床上拖起來，拖出了房間。
左下角的畫面是深圳，一棟寫字樓，很高，很現代化，玻璃幕牆在陽光下反著光。那個銀行職員正在辦公室裡上班，穿著西裝，打著領帶，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看起來像一個成功的、體面的、受人尊敬的金融精英。他正在打電話，聲音很大，很自信，像在跟客戶談業務，像在說“你放心，這筆錢我一定幫你處理好”。警察走進他的辦公室，沒有踹門，因為門是開著的。他們走到他面前，亮出證件，說“我們是警察，你涉嫌洗錢，請你跟我們走一趟”。他的臉白了，不是那種正常的白，是那種被發現了的、恐懼的、像紙一樣的白，白得發青，白得像死人。電話從他手裡滑落，掉在地上，啪的一聲，螢幕碎了。他的嘴張著，想說什麼，但發不出聲音，只有氣聲，只有那種像風吹過枯葉的沙沙聲。他的身體在發抖，不是冷的抖，是那種恐懼的、絕望的、像被什麼東西擊中了、像被什麼東西打碎了、像某種正在碎裂、正在崩塌、正在變成廢墟的抖。
右下角的畫面是我老家的省會城市。那個公安廳的副隊長正在辦公室裡，穿著警服，坐在椅子上，翹著二郎腿，手裡拿著一杯茶，茶是熱的，冒著熱氣，在陽光下慢慢散開，像一層薄薄的紗。他的辦公桌上擺著一面小國旗，一個相框，相框裡是他和家人的合影，老婆，孩子，笑得很好，很幸福，像每一個普通的、正常的、幸福的家庭。他的門被推開了，不是慢慢地推，是猛地推，像被風吹開的，像被什麼東西撞開的。幾個警察走了進來，不是他的下屬，是省廳紀委的，是專門來抓他的。他愣住了，茶杯從手裡滑落，掉在地上，碎了，茶水濺了一地，茶葉貼在地板上，像一條條黑色的蟲子。他張著嘴，想說什麼，但說不出，因為他的嗓子被恐懼堵住了，因為他的心臟被悔恨撕裂了，因為他知道這一天會來，但他沒想到來得這麼快、這麼突然、這麼不容置疑。
我的眼淚掉了下來。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憋不住的、像擰開了水龍頭一樣的淚。我用手背擦了一下，但眼淚止不住，不停地流，流進嘴裡，鹹的，澀的。我的身體在發抖，不是冷的抖，是那種太激動了、太悲傷了、太高興了、太多太多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無法控制、無法抑制、無法隱藏的抖。我想起了小鹿，她在鐵皮房裡，發高燒說胡話，沒人給她看病，沒人給她吃藥，沒人給她一口水。她死的時候，眼睛還睜著，嘴巴還張著，像是在喊媽，像是在喊救命，像是在喊一個人的名字。如果她在天有靈，她一定看到了，看到了那個副隊長被抓的那一刻，看到了他臉上的恐懼，看到了他手上的手銬，看到了他那身警服被扒下來、被扔在地上、被踩在腳下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