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小雨，她在沼澤地裡，被蛇咬了，毒發了，在我懷裡閉上了眼睛。她死之前說“姐，我想回家”。我說“姐帶你回家”。我帶她回來了。她的骨灰在我揹包裡，用紅布包著，放在最底層。如果她在天有靈，她一定看到了，看到了那個商人被抓的那一刻，看到了他摟著情婦睡覺的樣子，看到了他被按在床上、被銬上手銬、被拖出別墅的樣子。她會笑嗎？也許不會。她從來不是一個愛笑的人，她的笑很少，很輕，很淡，像風吹過水麵，泛起一圈漣漪，然後消失了。但她會在天上看著我，用那雙大眼睛，用那種“姐，謝謝你”的眼神。
我想起了阿昆，他在沼澤地裡，用手雷把自己和追兵一起炸上了天。他死之前在泥地上寫了西個字——“殺光他們”。他沒有殺光他們，但他殺死了幾個追兵，為我們爭取了逃跑的時間。如果他在天有靈，他一定看到了，看到了那個銀行職員被抓的那一刻，看到了他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坐在寫字樓裡的樣子，看到了他打電話時那種自信的、不可一世的樣子，看到了他手銬加身、被帶出辦公室、被押上警車的樣子。他不會說話，但他會用手勢、用眼神、用那個在泥地上寫字的方式，告訴我們——“夠了，夠了，夠了”。
我想起了老劉，他在河裡，被鱷魚拖走了，連屍體都沒有留下。他死之前說“我要他們拿命來賠”。他沒有拿到他們的命，但他的命，己經被記住了。如果他在天有靈，他一定看到了，看到了那個副局長被抓的那一刻，看到了他從床上被拖下來、只穿著一條內褲、肚子很大、頭髮亂糟糟的樣子，看到了他喊著“你們不能這樣對我”、但沒有人理他的樣子。他會笑嗎？也許會的。他是一個愛笑的人，雖然他的笑很苦，很澀，像黃連，像苦瓜，但他會笑，因為他終於等到了這一天，終於看到了那些傷害過他的人付出代價。
我想起了老趙，他在河裡，為了推我一把，把自己推向了鱷魚。他死之前說“我這條命早就該死了，死之前能拉幾個墊背的，值了”。他拉了鱷魚，沒有拉到墊背的。但他的命，換了我的一命。如果他在天有靈，他一定看到了，看到了那個副隊長被抓的那一刻，看到了他穿著警服、坐在辦公室裡、翹著二郎腿、手裡拿著茶的樣子，看到了他門被推開、茶杯摔碎、臉白得像紙的樣子。他會說什麼？也許會說“值了”。因為他的命，沒有白死。因為他的死，換來了我活著回來的機會，換來了我把證據帶出來的機會，換來了這些壞人被繩之以法的機會。
我想起了林濤，他在安全屋外面，用十五分鐘、打光了所有子彈、被亂槍打死的代價，換來了我和蘇琳逃跑的時間。他死之前喊“蘇琳，快跑”。蘇琳跑了，我也跑了。我們活到了現在。如果他在天有靈，他一定看到了，看到了那個副隊長被抓的那一刻，看到了他臉上的恐懼、絕望、後悔。他會說什麼？也許會說“好”。因為他是一個警察，一個真正的警察，一個把警徽刻在骨子裡、融在血液裡、永遠不會改變、永遠不會動搖、永遠不會被任何東西收買或嚇倒的警察。他的警號，會留給誰呢？也許留給他的戰友，也許留給他的同事，也許留給那個他在警校時的教官、那個在他畢業時拍著他的肩膀說“好好幹，別給警徽丟臉”的人。也許誰都不留，也許就這樣消失了，像他這個人一樣，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什麼都沒有留下，只有回憶，只有遺憾，只有那個在我們心裡永遠都無法彌補的缺口。
畫面切到了最後一個抓捕現場。不是城市，是邊境，是緬甸，是那個園區。不是中國警察動的手，是緬甸警方，是中國警方透過國際警務合作、協調緬甸方面、聯合行動、一舉端掉了這個罪惡的窩點。畫面是航拍的，從首升機上拍的，能看到那個鐵絲網圍起來的園區，能看到那些灰色的鐵皮房，能看到那根焊在地上的鐵柱子，能看到那個門口的木牌子——“緬北經濟開發區”。警察衝進了園區，不是慢慢地衝，是猛地衝，像潮水，像洪水，像某種不可阻擋、不可抗拒、不可逆的東西。他們端著槍，喊著話，緬語，中文，英語，各種語言混在一起，像一鍋雜燴湯，像一首用正義譜寫的歌，像某種在說“你們被捕了，你們完了，你們該付出代價了”的東西。
坤哥是在他的辦公室裡被抓的。他坐在辦公桌後面，手裡拿著一根菸，叼在嘴裡，煙霧從鼻孔裡噴出來，在陽光下慢慢散開，像一條灰色的蛇。他的表情很平靜，平靜得像一面湖水，但那面湖水的下面，有什麼東西在翻湧——不是恐懼，不是絕望，是一種更深的東西，也許是認命，也許是無奈，也許是某種他知道這一天會來、但沒想到來得這麼快、他還沒準備好、還沒想好該怎麼面對的東西。他沒有反抗，因為他知道反抗沒有用，因為他知道他的保護傘己經倒了，因為他知道他的錢、他的權、他的一切，都己經救不了他了。警察走到他面前，亮出證件，說“你被捕了”。他把菸頭按在菸灰缸裡，滅了，站起來，伸出雙手。手銬銬了上去，咔嚓一聲，很脆，像骨頭斷裂的聲音，像某種正在關閉、正在鎖住、正在結束的東西。
光頭是在懲戒室裡被抓的。他正在用電棍電一個新來的女孩，女孩在叫，在哭，在求饒。他沒有聽到警察的腳步聲，因為他太專注了，因為他太享受了，因為他在做他最喜歡的事情——折磨人。警察衝進來的時候，他愣住了，電棍從手裡滑落，掉在地上，滋滋滋的，藍色的電弧還在跳動，像一個垂死掙扎的動物，像一個在說“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的東西。他想跑，想從窗戶跳出去，但窗戶是焊死的，打不開。他被按在地上，雙手反剪到背後，銬上了手銬。他的臉貼在地上，嘴張著，在喊什麼，但發不出聲音，只有氣聲，只有那種像風吹過枯葉的沙沙聲。
阿杰是在澳門賭場被抓的。他正在賭，桌子上堆著籌碼，手裡握著牌，嘴巴張著，在喊“跟”。他的眼睛很亮，亮得不正常，像兩盞快燒乾的油燈，但那不是絕望的亮，不是恐懼的亮，是一種我說不上來的、像貪婪、像慾望、像某種永遠都填不滿、永遠都在渴求、永遠都不會滿足的東西。警察走到他身後，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轉過頭，看到了警察的臉，看到了那身制服，看到了那個警徽。他的臉白了，不是那種正常的白，是那種被發現了的、恐懼的、像紙一樣的白，白得發青，白得像死人。手裡的牌掉了，籌碼掉了，他從椅子上滑了下來，癱在地上，像一攤爛泥。警察把他從地上拖起來，銬上了手銬。他的嘴張著，在喊“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但沒有理他，因為證據確鑿，因為事實清楚，因為他就是那個把林小禾賣到緬北的人，因為他就是那個拿了八萬五千塊錢、頭也不回地消失在大門外的人。
電視畫面定格了。不是慢慢地定格，是突然定格，像被人按下了暫停鍵，像時間停止了，像某種正在發生、正在推進、正在走向結局的東西突然停了下來，等我們喘口氣，等我們消化一下，等我們把那些湧上來的情緒壓下去、嚥下去、變成繼續活下去的力量。螢幕上是一張照片，不是抓捕現場，是專案組的合影。很多警察，穿著制服，戴著警徽，表情很嚴肅，但他們的眼睛裡有一種東西，不是疲憊，不是滿足，是一種更深的東西，也許是欣慰，也許是自豪，也許是某種他們永遠不會說出口的、在完成了這項艱鉅的任務、在抓到了這些罪大惡極的罪犯、在為社會除害、為受害者討回公道後的如釋重負。
我關了電視。不是因為看完了，是因為看不下去了。因為我的眼淚己經流乾了，因為我的身體己經抖不動了，因為我的心己經被那些畫面、那些聲音、那些記憶填滿了、撐爆了、再也裝不下任何東西了。我把遙控器放在床頭櫃上，躺在床上，面朝上，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有一盞燈，關著，沒有光。窗外有城市的燈光，從窗簾的縫隙裡漏進來，照在天花板上，一點點，像星星，像眼睛，像某種在說“你還活著，你還活著，你還活著”的東西。
我閉上眼睛，在心裡對那些再也回不來的人說了一句話。你們看到了嗎？他們被抓了。坤哥，光頭，阿杰，副局長，副隊長，官員，商人，銀行職員，律師。所有的人，一個不落。他們己經在路上了，在去監獄的路上，在去法庭的路上，在去他們該去的地方的路上。你們不會白死的。我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