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警官和王警官第二次來的時候，帶了一臺筆記型電腦和一個厚厚的資料夾。不是普通的資料夾，是那種黑色的、硬殼的、像磚頭一樣、裡面裝滿了透明檔案袋、每個袋子裡都插著一張照片的資料夾。他們把電腦和資料夾放在茶几上，坐在沙發上，表情很嚴肅，嚴肅得像在開一場重要的會議，像在做一個可能會改變很多人命運的、需要慎重、需要謹慎、需要每一個字都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
李警官開啟筆記型電腦，螢幕亮了，桌面是藍色的，上面有幾個圖示，還有一個資料夾，名字叫“緬北專案”。他雙擊開啟資料夾，裡面有很多子資料夾，名字是日期、地點、人名。他點開一個叫“嫌疑人照片”的資料夾，裡面有很多照片，一排一排的，像學生證，像工作證，像某種在說“這些人，就是我們要找的”的東西。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平靜，平靜得像一面湖水，但那面湖水的下面，有什麼東西在翻湧——不是憤怒，不是仇恨，是一種更深的東西，也許是期待，也許是信任，也許是某種他永遠不會說出口的、在等待我指認、在等待正義到來的東西。
“林小禾，”他說，聲音很輕，輕得像風吹過枯葉，但每個字都像釘子，釘進了我的腦子裡，“接下來，我會給你看一些照片。你看清楚，認識誰，就告訴我們。不認識，也沒關係。慢慢來，不著急。”
我的手開始發抖。不是冷的抖，是那種抑制不住的、像電流一樣的、恐懼和憤怒和悲傷交織在一起的抖。我的手放在膝蓋上，膝蓋在抖，抖得整個身體都在微微顫動。我媽坐在我旁邊，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手指粗短，手背上全是老人斑和青筋，但她的手很暖，暖得我渾身發抖。她握得很緊，緊到我能感覺到她的決心，她的支援，她的那種“不管看到誰，媽都在，媽陪著你”的意志。
第一張照片。坤哥。不是生活照，是證件照，應該是從某個地方調來的檔案照片。他穿著白色的短袖襯衫，領口敞著兩顆釦子，露出脖子上的龍紋身，龍頭正好在喉結的位置，張著嘴，像要咬人。他的表情很嚴肅，沒有笑，但那雙眼睛，那雙死魚一樣的、沒有光、沒有溫度、像兩顆死去的星星一樣的眼睛，我太熟悉了。他站在臺子上，手裡拿著煙，說“從今天起，這裡我說了算”的樣子。他拿著烙鐵，蹲在我面前，說“你是我的，這個字就是我的簽名”的樣子。他站在空地上，腳下踩著坤哥的屍體，說“這就是逃跑的下場”的樣子。
我的手伸了出去。不是慢慢地伸，是猛地伸，像被什麼東西彈射出去一樣。我的手指按在螢幕上，按在坤哥的臉上，指甲掐進螢幕裡，掐得螢幕發出細微的嘎吱聲，像在說“你認識他，你認識他，你認識他”。我的眼淚掉了下來，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憋不住的、像擰開了水龍頭一樣的淚。眼淚滴在螢幕上，滴在坤哥的臉上，把那張臉洇溼了，模糊了，像某種正在消逝、正在遠去、正在變成記憶的東西。
“坤哥，”我說，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玻璃，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他叫坤哥，真名不知道。他是園區的老闆，詐騙集團的頭目。他讓人扒光我的衣服檢查，把我當成商品賣給阿杰，八萬五。他讓人用電棍電我，用烙鐵燙我，把我關進水牢，關進小黑屋，每兩週抽我五百毫升血。他讓人給我注射毒品，讓我染上毒癮。他讓人在我後背上烙了一個‘逃’字。”我轉過身，撩起衣服，露出後背。那個“逃”字還在，暗紅色的，凸起的，像一條巨大的蜈蚣爬在我的後背上。李警官倒吸了一口涼氣，王警官捂住了嘴。他們沒有拍照，沒有錄音，因為這一刻不需要記錄，因為這一刻己經刻在了他們的眼睛裡、心裡、記憶裡，永遠都不會忘記。
第二張照片。光頭。不是證件照，是監控截圖，有點模糊，但能看清。他的頭很亮，光溜溜的，在燈光下反著光，頭頂上有幾道疤痕，像幾條蜈蚣趴在頭皮上。他的眼睛很小，眼白泛黃，瞳孔是深棕色的，盯著人的時候像兩顆死去的星星。他穿著一件黑色的T恤，手裡拿著一根電棍，藍色的電弧在跳動，滋滋滋的。他站在懲戒室裡，笑著說“妹妹，忍一下，很快就過去了”。他把電棍捅在我的腳底板上，捅在我的腋下，捅在我的脖子上。他讓人把阿芳綁在鐵柱子上，用烙鐵燙她的臉。他把阿強的手腳砍掉，裝在罈子裡，放在園區門口。
我的手指按在螢幕上，按在光頭的臉上。指甲掐進螢幕裡，掐得指尖發白。我的身體在發抖，不是冷的抖，是那種憤怒的、仇恨的、像岩漿一樣從心底湧出來、怎麼都壓不住、怎麼都控制不了的抖。
“光頭，”我說，聲音在發抖，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大家都叫他光頭，真名不知道。他是坤哥的打手，專門負責懲罰不聽話的豬仔。他用的是電棍，藍色的，高壓的。他喜歡聽人叫，叫得越大聲他越興奮。他喜歡用烙鐵，喜歡看人肉被燒焦時冒出的白煙。他喜歡把人砍去西肢，裝在罈子裡，看他們在罈子裡活幾天才死。”
第三張照片。阿杰。這張不是證件照，是生活照，應該是從社交賬號上下載的。他穿著一件白色的短袖襯衫，領口敞著兩顆釦子，露出脖子上一條粗粗的金鍊子，在陽光下反著黃澄澄的光。下面是一條黑色的西褲，褲線筆首，像刀裁的一樣。腳上是一雙棕色的皮鞋，擦得很亮，鞋面上能照出人影。他的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打了髮膠，油光鋥亮的。他笑著，笑得露出兩排牙齒，牙齒上有煙漬，黃黃的，像玉米粒。他在澳門賭場被抓的，被抓的時候還在賭，桌子上堆著籌碼，手裡握著牌，嘴巴張著，像在喊“跟”。他的笑容還掛在臉上，但眼睛裡有恐懼，那種突然被什麼東西擊中了、還沒有反應過來、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己經感覺到不對勁的恐懼。
我的手指停了一下。只是停了一下。然後狠狠地按了下去。指甲掐進螢幕裡，掐得螢幕裂了一道縫，不是真的裂了，是那種感覺，那種指甲嵌進螢幕裡、像嵌進他的肉裡、像掐住他的脖子、像要把他掐死的感覺。
“阿杰，”我說，聲音很平靜，平靜得像一面湖水，但那面湖水的下面，有什麼東西在翻湧——不是憤怒，不是仇恨，是一種更深的東西，也許是厭惡，也許是鄙夷，也許是某種她己經對這個男人徹底失去了任何感情、連恨都覺得浪費感情的東西，“他是我大學同學，談了兩年戀愛。他說帶我去泰國旅遊，把我賣給了坤哥，八萬五。他拿了錢，數都沒數就走了。我追上去抓住他的胳膊，他甩開我說：‘別怪我，欠了賭債沒辦法。’然後頭也不回地消失在大門外。”
我頓了頓，深吸了一口氣，緩緩地吐出來。空氣裡有我媽身上的洗衣粉的味道，有李警官身上的菸草味，有王警官身上的護手霜的香味，有那種只有在家裡才能聞到的、溫暖的、安全的、讓人想哭的味道。
“他不重要，”我說，“他只是一個送貨的，一個小嘍囉，一顆被坤哥利用完就扔的棋子。但他在這份名單上，他是這個犯罪網路的一部分，是最下面的一環，是最不值錢的一顆螺絲釘。但他在這份名單上。他的名字，跟那些副局長、副隊長、官員、商人寫在一起。在同一本本子上，在同一份名單裡，在同一座地獄的賬本上。”
李警官翻開資料夾，從裡面拿出一個透明檔案袋，袋子裡插著一張照片。不是證件照，是監控截圖，應該是從某個路口、某個商場、某個銀行調來的。照片裡是一個男人，五十多歲，穿著夾克，戴著眼鏡，看起來很斯文，像一個大學教授，像一個退休幹部，像一個你在公園裡會遇到的下棋的老頭。但他的眼神不對，他的眼神里有種說不出的東西，不是慈祥，不是溫和，是那種精明的、算計的、像狐狸一樣的東西。
“這個人，”李警官說，“你認識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