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聲音在發抖，不是害怕的抖，是那種太悲傷了、太憤怒了、太多太多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無法控制、無法抑制、無法隱藏的抖。我的眼淚在流，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憋不住的、像擰開了水龍頭一樣的淚。但我沒有停，因為我不能停，因為那些死了的人還在天上看著我，還在等我把他們的故事說出來，還在等這個世界知道他們曾經活過、曾經戰鬥過、曾經像人一樣死去。
我說了蘇琳交給我的證據，說了那些賬本、名單、資金往來記錄，說了那些國內保護傘的名字、職務、金額。我說了儲存卡，說了五張儲存卡，藏在五個不同的地方，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裡。我說了林濤，說了接頭暗號——“昆明湖的水還清嗎？清，但不如滇池的藍。你是誰？蘇琳的朋友。蘇琳在哪？她在等她。”
我說了蘇琳還活著，在緬甸那邊的醫院裡，情況不太好，但還活著。我說了請你們去救她，請你們把她帶回來，請你們讓她也能見到她的媽媽，請你們讓她也能站在法庭上，指證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人。
我說完了。我不知道說了多久，也許一個小時，也許兩個小時。時間在那一刻失去了意義，像一條停滯的河，不動了，不流了，什麼都沒有了。只有我的聲音，只有兩位警察的沉默，只有我媽的眼淚，只有錄音筆的紅燈在閃爍，只有筆記本上密密麻麻的字。
李警官合上了筆記本。他的手在發抖，不是害怕的抖，是那種抑制不住的、像電流一樣的、憤怒和悲傷交織在一起的抖。他的眼睛紅了，不是哭，是那種被什麼東西哽住了的、像在忍著不哭的紅。他摘下眼鏡，用袖子擦了擦鏡片，又戴上。他的手還在抖，眼鏡在手裡晃來晃去，好幾次差點掉在地上。
王警官哭了。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憋不住的、像擰開了水龍頭一樣的淚。她沒有擦，因為她需要把所有的力氣都用在聽我說、記我說的每一個字上。她的眼淚滴在筆記本上，把字跡洇溼了，模糊了。但她沒有停，繼續寫，繼續記，繼續把那些從地獄裡傳出來的聲音變成白紙黑字、變成證據、變成將來法庭上擲地有聲的證詞。
李警官站起來，走到我面前，伸出手。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手背上全是老繭和傷疤，但握得很緊，緊到我能感覺到他的決心，他的信念，他的那種“不管付出什麼代價，我都會把這件事查到底、把那些人抓回來、讓他們付出代價”的意志。
“林小禾，”他說，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玻璃，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你放心，我們一定把他們繩之以法。”
繩之以法。這西個字從他嘴裡說出來的時候，我的眼淚又掉了下來。不是悲傷的淚，是那種終於可以放下、終於可以不用再撐著、終於可以把那些壓在心底、憋在胸口、快要把我撐爆的東西交給別人、交給警察、交給國家、交給法律、交給正義的淚。我握緊了他的手，我的手很小，很瘦，少了兩根手指，握不緊，但我用力了，用盡了我所有的力氣，用我那條從地獄裡爬出來的、斷了兩根手指的、縫了十七針的、還腫著還在疼的命。
王警官從公文包裡拿出一個證物袋，透明的，塑膠的，拉鍊封口。她把證物袋遞給我，說：“儲存卡在裡面嗎？”
我從衣服裡面掏出那張儲存卡，一號，我藏的那張。它還在，沒有被水沖走，沒有被石頭撞碎，沒有被這個殘酷的世界從這個世界上抹去。它還在我的手心裡，還在跳動，噗通噗通噗通，像一顆心臟，像一個生命，像一個還在堅持、還在等待、還沒有放棄的希望。我把儲存卡放進證物袋裡，王警官拉上封口，在袋子外面貼了一張標籤，上面寫著我的名字、日期、編號。她把證物袋放進公文包裡，拉好拉鍊，拍了拍，確認不會掉。
“還有西張，”我說，“藏在緬甸那邊。工具間西北角的水池下，食堂灶臺的磚縫裡，廁所水箱的後面，鐵皮房床板的夾層裡，還有園區外面一棵大樹下的鐵盒裡。石頭上刻著一個十字，像墳墓。”
李警官在本子上記下了這些地點，字寫得很潦草，像蚯蚓在爬，但他寫得很快，每一個字都記下來了，不會忘。他把本子合上，塞進口袋裡，看著我，眼神很平靜，平靜得像一面湖水，但那面湖水的下面，有什麼東西在翻湧——不是憤怒，不是仇恨，是一種更深的東西，也許是決心，也許是信念，也許是某種他從穿上警服的那一天起就刻在骨子裡、融在血液裡、永遠不會改變、永遠不會動搖、永遠不會被任何東西收買或嚇倒的信念。
“林小禾，”他說，聲音很輕，輕得像風吹過枯葉，但每個字都像釘子，釘進了我的腦子裡，“謝謝你。謝謝你活著回來。謝謝你把這些證據帶回來。謝謝你沒有放棄。”
我搖了搖頭。不是不客氣，是“不要謝我”。不要謝我，要謝那些再也回不來的人。小鹿，小雨，阿昆，老劉，老趙，林濤，還有蘇琳。他們用命換來了這些證據，用命換來了我活著回來的機會，用命換來了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人被繩之以法的可能。不要謝我，謝他們。謝那些在黑暗中、在地獄裡、在死亡面前，依然選擇了戰鬥、選擇了犧牲、選擇了用命去換一個也許永遠不會到來的正義的人。
李警官和王警官走了。門關上了。腳步聲在走廊裡漸漸遠去，越來越遠，越來越輕，最後消失了。我媽坐在沙發上，還在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種無聲的流淚，眼淚從眼角滑下來，順著臉頰往下流，滴在衣服上，滴在手上。她沒有擦，因為她不需要擦，因為眼淚是熱的，因為眼淚是活的，因為眼淚是她在聽到了我的故事、知道了我的經歷、明白了她的女兒在那個地獄裡受了多少苦之後，唯一能表達的東西。
我走過去，坐在她旁邊，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手指粗短，手背上全是老人斑和青筋，但她的手很暖，暖得我渾身發抖。我握得很緊，緊到我能感覺到她的決心，她的支援，她的那種“不管發生什麼，媽都在，媽聽著，媽陪著你”的意志。
“媽，”我叫了一聲。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玻璃，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我沒事。我還活著。”
我還活著。這西個字是我能給她最好的安慰。不是“我不疼”，不是“我忘了”，不是“一切都過去了”。是“我還活著”。只要活著，就有希望。只要活著，就能繼續走。只要活著，就能看到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人被繩之以法、被關進監獄、被槍斃的那一天。
窗外的陽光照進來，照在我們身上，照在我們的手上，照在我們緊緊握在一起的手指上。陽光是暖的，不是那種灼熱的、讓人出汗的暖，是那種溫柔的、像母親的手、像春天的風、像某種在說“你還活著，你還活著，你還活著”的暖。
我閉上眼睛，在心裡對那些再也回不來的人說了一句話。你們聽到了嗎？警察來了。證據交了。那些人，己經在路上了。你們不會白死的。我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