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男友賣到緬北後》第119章 家人(上)(1)

作者:夏雪冬冰·29天前

我爸來看我了。不是打電話,不是發影片,是親自來的。從老家坐火車到昆明,三個小時,然後轉公交車到醫院,又西十分鐘。他一個人來的,沒有告訴我媽,因為他怕我媽來了會哭,因為他怕我媽哭了他會更難受,因為他想一個人面對我、一個人跟我道歉、一個人求得我的原諒。

他站在病房門口,不敢進來。門是開著的,但他站在門口,像一棵被風吹歪了的樹,像一個做錯了事的孩子,像一個不知道該用什麼表情、什麼語氣、什麼話開口的陌生人。他老了,頭髮全白了,不是那種花白的白,是那種全白的、像雪一樣的、像霜一樣的、像某種正在消逝、正在融化、正在變成別的東西的白。背也駝了,腰彎得像一張弓,像一座拱橋,像某種正在被重力、被時間、被生活的重壓一點一點地壓彎、壓垮、壓碎的東西。臉上全是皺紋,一道一道的,像刀刻的,像犁過的地,像某種經歷了太多風雨、太多歲月、太多故事、太多後悔的東西。他的手在發抖,不是冷的抖,是那種恐懼的、緊張的、像被什麼東西擊中了、像被什麼東西打碎了、像某種正在碎裂、正在崩塌、正在變成廢墟的抖。

我躺在病床上,手裡拿著一個蘋果,蘋果是紅的,很大,很圓,散發著淡淡的果香。我剛咬了一口,汁水在嘴裡炸開,甜的,酸的,那種己經很久沒有嘗過、以為這輩子再也嘗不到的味道。但我的手停住了,蘋果停在嘴邊,汁水從嘴角流下來,滴在枕頭上,滴在被子上,滴在我那根斷了兩根手指的手上。我看著他,他看著我。我們對視了幾秒,也許更久。他的眼睛紅了,不是哭,是那種被什麼東西哽住了的、像在忍著不哭的紅。他的嘴唇在動,在說什麼,但發不出聲音,只有氣聲,只有那種像風吹過枯葉的沙沙聲。

“爸,”我叫了一聲。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玻璃,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我的眼淚掉了下來,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憋不住的、像擰開了水龍頭一樣的淚。我沒有擦,因為我不需要擦,因為眼淚是熱的,因為眼淚是活的,因為眼淚是我在經歷了這麼多苦難、這麼多死亡、這麼多絕望之後,還能流出來、還能證明我還活著、還能證明我還有感情、還能證明我沒有變成一個麻木的、冷血的、什麼都不在乎的怪物的東西。

我爸聽到我叫他,身體猛地一顫。像被電擊了一樣,像被什麼東西擊中了心臟,像某種一首在撐著、一首在堅持、一首在告訴自己“她不會原諒我,她不會原諒我,她不會原諒我”的東西突然被這聲“爸”擊碎了、擊穿了、擊垮了。他的眼淚掉了下來,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憋不住的、像擰開了水龍頭一樣的淚。他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種無聲的、壓抑的、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像動物一樣的嗚咽。他的身體在發抖,不是冷的抖,是那種太悲傷了、太后悔了、太多太多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無法控制、無法抑制、無法隱藏的抖。

他走了進來。不是慢慢地走,是很快地走,是那種把命都押上去的、把所有的力氣都集中在兩條腿上、把所有的恐懼都壓在心底、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腳下的走。他走到我床邊,撲通一聲跪下了。不是慢慢地跪,是猛地跪,像一棵被砍倒的樹,像一堵被推倒的牆,像某種一首在撐著、一首在堅持、一首在告訴自己“我是父親,我不能倒,我不能哭,我不能在她面前示弱”的東西終於到了極限,再也撐不住了。他的膝蓋磕在地板上,咚的一聲,很響,像骨頭斷裂的聲音,像某種正在碎裂、正在崩塌、正在變成廢墟的東西。

“閨女,”他說,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玻璃,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爸對不起你。”

爸對不起你。這五個字從他嘴裡說出來的時候,我的眼淚掉得更厲害了。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憋不住的、像擰開了水龍頭一樣的淚。我想起了那天晚上,在園區的鐵皮房裡,我用藏起來的手機撥了家裡的號碼。電話接通了,我爸的聲音傳來,我哭著喊爸救我。他愣了一下,然後破口大罵:“你是不是在外面搞傳銷?丟人現眼!別打電話回來要錢,我沒你這個女兒!”我還沒來得及說地址,他就掛了。我再打,關機了。那是最後一個能打通國內電話的機會。我把手機摔在地上,像摔碎了自己最後一點希望。

我沒你這個女兒。這六個字,像六根釘子,釘進了我的腦子裡,釘了那麼久,到現在還在疼。不是那種尖銳的、讓人尖叫的疼,是那種鈍重的、持續的、像潮水一樣一波一波湧來的疼。它不像電棍那樣突然襲來又突然消失,它一首都在,像呼吸一樣自然,像心跳一樣規律,像某種你己經習慣了、甚至開始覺得它就是你身體一部分的東西。我恨過他,恨他在我最需要他的時候結束通話了電話,恨他在我說“爸救我”的時候罵我丟人現眼,恨他在我差點死在那個地獄裡的時候告訴我“我沒你這個女兒”。我恨他,恨了那麼久,恨到以為這輩子都不會原諒他。

但他跪在我面前,頭髮全白了,背也駝了,臉上全是皺紋,手在發抖,身體在發抖,聲音在發抖。他在說“對不起”,一遍一遍的,像唸經,像祈禱,像某種在說“我錯了,我錯了,我錯了”的東西。他的眼淚滴在地板上,一滴一滴的,像雨,像淚,像某種正在流逝、正在消失、正在變成記憶的東西。他老了,老得我快認不出他了。在我的記憶裡,他是一個高大的、強壯的男人,能扛起一袋水泥、能爬上一根電線杆、能用一雙粗糙的大手把我舉過頭頂、能在我生病的時候揹著我跑三條街去找診所。但現在,他跪在地上,像一棵被風吹倒的樹,像一個被生活壓垮了的人,像一個在女兒面前低頭認錯的、卑微的、可憐的父親。

我想說沒關係,但我說不出口。不是不想說,是說不出。嗓子像被人掐住了,聲音堵在嗓子眼裡,怎麼都擠不出去。我的嘴在動,在說什麼,但只有氣聲,只有那種像風吹過枯葉的沙沙聲。我的眼淚在流,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憋不住的、像擰開了水龍頭一樣的淚。我看著他的白頭髮,看著他的駝背,看著他那雙粗糙的、滿是老繭和裂口的手。我想起那天晚上,在電話裡,我哭著喊爸救我,他罵我丟人現眼,掛了電話。那是最後一個能打通國內電話的機會。如果他沒有掛,如果他說“你在哪,爸去接你”,也許我就不會在那個地獄裡待那麼久,也許我就不會少兩根手指,也許我就不會被烙上那個“逃”字,也許我就不會經歷那些電擊、烙鐵、水牢、小黑屋、抽血、毒癮、生不如死的日子。

但也許也沒有用。也許他來了也救不了我,也許他來了也會被抓,也許他來了也會被打,也許他來了也會被賣掉,也許他來了也會變成豬仔,也許他來了也會死在那個地獄裡,像小鹿,像小雨,像阿昆,像老劉,像老趙,像林濤。也許他掛了電話,是救了他自己,是救了我們家,是救了我媽。如果他也被抓進去了,我媽就真的一個人了,就真的什麼都沒有了,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該不該原諒他,不知道能不能原諒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原諒他。但我知道,他是我的父親,是那個在我小時候把我舉過頭頂、在我生病時揹我去診所、在我考上大學時高興得喝醉了酒、在我離開家時偷偷抹眼淚的父親。他不是一個壞人,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平凡的、被生活壓垮了的、犯了錯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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