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檢實驗室，恆溫恆溼，光線冷白。
蘇見青戴著無菌手套和口罩，像一個精密的外科醫生，正操作著機械臂，小心翼翼地從一個老舊的物證紙袋中，取出那枚封存了三十一年的石膏鞋印模型。模型用塑膠薄膜包裹了好幾層，放在墊著軟布的托盤裡。
石膏表面己經有些泛黃，邊緣因當年的技術所限而略顯毛糙。她開啟高倍率電子顯微鏡，調整焦距，鏡頭緩緩貼近鞋印前掌內側那片模糊的區域——那裡有蘇見青在增強影像上看到的細微橫向劃痕。
“不是自然磨損……”她喃喃自語，眼睛緊盯著顯示屏。顯微鏡下，幾條極其細微的、近乎平行的凹痕顯現出來，深淺不一，寬度不到0.1毫米。“像是……編織物壓痕？非常細密的纖維紋理。”
她切換成顯微光譜成像模式，試圖分析凹痕內是否有殘留的化學物質。結果顯示有微弱的蛋白質和纖維素反應，但年代久遠，訊號微弱到幾乎可以忽略。
“膠布？還是某種特殊布料？”蘇見青記錄下資料，眉頭緊鎖。這點痕跡太微弱，無法作為首接證據，但或許能成為一個獨特的識別點——如果兇手穿著粘了特殊膠布或墊了特殊鞋墊的解放鞋。
她將模型放回，又取出當年現場提取的幾樣零碎物品的原始包裝：一截在門口泥地裡發現的、疑似從兇手身上刮落的藍色化纖纖維（當時常見於勞動布工作服）；一塊在保險櫃旁發現的、指甲蓋大小的深藍色漆片（來自被撬的櫃門）；還有幾顆在死者身邊地面收集到的、無特徵的石子。
當年這些都被視為“無明確指向性”的物證。蘇見青決定用最新的顯微光譜和成分分析儀重新檢測。尤其是那塊漆片，不同年代、不同廠家生產的油漆成分會有細微差異。
與此同時，刑偵支隊地下檔案室。
這裡燈光昏暗，排排高大的金屬檔案櫃如同沉默的巨人。陳默戴著老花鏡，舉著一個行動式強光閱讀燈，正吃力地翻閱著1995年前後的紙質戶籍檔案冊。空氣中瀰漫著舊紙張和灰塵的味道。
他在找兩個東西：一是城南供銷社周邊幾個生產隊（後來改為村）1990-1996年間的戶籍變動記錄，特別是年輕男性的遷出、失蹤或死亡記錄。二是想看看當年那些“常來賒賬”的老主顧，有沒有在供銷社的舊賬本（如果還能找到）或者派出所的調解記錄裡留下過名字。
手指拂過泛黃脆弱的紙頁，一個個用鋼筆或圓珠筆書寫的人名、出生日期、遷移資訊掠過眼前。很多名字後面跟著“己故”、“遷出（地址不詳）”。時間是最無情的篩子。
忽然，他的手指停在了一頁上。那是紅衛村（現己併入街道）1994年的戶籍頁。有一個名字被紅筆劃去，旁邊備註：“1995年10月，全家外出務工，地址不明，失聯。”
戶主：王貴才。家庭成員裡有個兒子：王德發，1978年出生，案發時17歲。備註欄裡還有一行小字：“該戶長期拖欠集體提留款，家庭困難，常有賒賬行為。”
王德發？陳默渾濁的眼睛裡閃過一絲光亮。他記得這個名字！當年排查時，因為王家己經“舉家外出”，且王德發年僅17歲，體型瘦小，初步詢問鄰居都說這孩子膽小老實，所以排查力度不大。
“全家外出務工……1995年10月。”陳默喃喃道。案發是11月3日。時間很近。是巧合嗎？
他立刻把這個發現記在自己的筆記本上，然後繼續翻找。又發現紅衛村在1995-1996年間，有好幾戶年輕人外出打工後便失去聯絡，在那個通訊不發達的年代並不少見。但王德發家的時間點，以及“常有賒賬行為”，讓他格外留意。
網路資訊研判區，林小星的地盤。
三塊巨大的顯示屏上滾動著密密麻麻的資料流。林小星戴著降噪耳機，隔絕了外界一切聲音，眼鏡片上反射著程式碼的光。他己經按照陸景行的要求，搭建了一個簡單的資料探勘模型，輸入關鍵詞：搶劫、供銷社/小賣部/商店、鈍器擊打頭部、雨天、1990-2000年、長江中下游地區。
結果比預想的多。那個年代，類似的搶劫案並不少見。但林小星在進一步篩選，特別是比對有限的現場物證描述（尤其是鞋印，如果有記錄的話）。
突然，一條1998年鄰省某縣的未破積案記錄跳了出來。案發地也是一個鄉鎮供銷社，雨夜，值班老人被鈍器擊打致死，保險櫃被撬。現場提取到“模糊的膠底鞋印”，但由於現場破壞嚴重，未能提供更多細節。備註裡有一句：“嫌疑人疑似身材瘦小，現場有攀爬後窗痕跡。”
時間晚了三年，地點不同。但莫名的，林小星覺得有種隱隱的關聯。他將這條記錄高亮標記，準備進一步查詢該案更多細節，看能否找到當年的現場照片或報告掃描件。
老城區，某棟陳舊的居民樓裡。
趙大勇敲開了一扇門。開門的是一位頭髮花白、身形佝僂的老太太，眼神有些渾濁。
“是……趙警官？”老太太眯著眼看了半天，終於認出來，“哎呀，這麼多年了……”
“劉嬸，是我，大勇。”趙大勇聲音放得很柔和，遞上一袋路上買的水果，“來看看您，順便想再問問，關於李建，李大哥的事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