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阿杰出事那天，我在他出租屋裡找到的。”他把羽毛放在旁邊的木箱上，“他買了一把羽毛，說要送給一個他喜歡的姑娘。還沒送出去，就死了。我把羽毛留了下來，殺一個人的時候，就放一根。”
“沒想到，原來白羽毛是這個含義。”我心想，原來以為白羽毛是和蘇晴有關係，現在看來是想多了。
“你在用這種方式紀念他？”我問道。
“我在用這種方式提醒自己。”他抬起頭，看著我，“提醒自己，我不是在殺人，我是在替他討公道。”
“討公道不是這樣討的。”
“那你告訴我，怎麼討？”他的聲音忽然高了起來，眼底閃過一絲猩紅，“你去查，查到證據，抓到人，然後呢？法官判幾年？還是無罪釋放？阿杰能活過來嗎？那些被他傷害過的人，能等到公道嗎？”
“至少，法律會給他們一個說法。”
“說法？”他冷笑了一聲，“我師父死的時候，法律給了我一個說法——‘意外殉職’。阿杰死的時候，法律給了我一個說法——‘自行離港’。馬彪辭職的時候，法律給了我一個說法——‘正常離職’。說法，說法，全都是說法。”
“所以你就自己動手？”
“對。我自己動手。”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對著我，“法律做不到的事，我來做。法律碰不到的人，我來碰。法律給不了的公道，我來給。”
“你這是在把自己變成罪犯。”
“公道自在人心，人在做天在看，我本來就是罪犯。”他轉過身，看著我，嘴角扯出一絲苦笑，“從我殺第一個人開始，我就是罪犯了。我不需要你同情，不需要你理解，也不需要你放過我。你該抓我的時候，就抓我。我不會跑。”
“那你為什麼還要見我？”
他沉默了很久。
“因為我想讓你知道。”他開口，聲音很輕，輕到幾乎被海風吹散，“我不是瘋子，不是變態，不是殺人狂。我做這些事，是因為沒有人做。如果法律能給我公道，我不會殺人。如果警隊能給我師父一個交代，我不會離開。如果莫清廉能被繩之以法，我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你變成現在這個樣子，是因為你選擇了這條路。”
“我沒得選。”他抬起頭，看著我，眼神里有掙扎，也有釋然，“也許你說得對，我有得選。但我選了這條路，就不會回頭。”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東西，扔給我。我接住，是一個隨身碟——不，在這個70年代，應該是一盒微型錄音帶。
“這裡面有阿杰當年收集的所有證據，還有我查了三年的資料。”他說，“莫清廉的財務記錄，他和那個人的往來，那批貨的去向。都在裡面。”
“你為什麼不自己交出去？”
“我交過了。沒人理。”他說，“但你們不一樣。蘇嵐是督察，她有許可權。你是偵探，你有能力。你們能做的事，我做不到。我能做的事，你們不會做。”
“所以，你在利用我們？”
“我在幫你們。”他說，“也在幫我自己。你們把莫清廉和那個人送進監獄，我就不用再殺了。我不喜歡殺人。”
我沉默了很久。
海風在倉庫外面呼嘯，鐵皮屋頂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響。
“你下一個目標是誰？”我問。
他沒有回答，只是重新戴上帽子，帽簷壓得很低。
“你該走了。”他說，“再晚，你的朋友該擔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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