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玲的出租屋在廟街深處一棟舊樓的西樓，沒有電梯，樓梯間的燈壞了，我打著手電一格一格往上爬。牆皮剝落，露出裡面青灰色的磚，空氣中瀰漫著潮溼的黴味和舊油煙的陳腐氣息。每上一層，光線就暗一分，到了西樓，只剩手電筒的光在黑暗中劃出一道慘白的弧。
阿玲失蹤後，她的房間一首空著。房東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姓周，瘦得像根竹竿，臉上皺紋堆疊。她站在門口，手裡攥著一串鑰匙，看著我，眼神里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悲傷，是那種見多了人來人往、聚散離合之後的麻木。
“你是她什麼人？”她問。
“朋友。”我說。
周姨看了我一眼，沒有多問，把鑰匙插進鎖孔，擰開了門。
“裡面東西都沒動過。她欠了兩個月房租，我也沒催。”她頓了頓，“她是個好姑娘，從不惹事。就是命不好。”
門開了。
房間很小，不到十平米，一張單人床，一張舊桌子，一個衣櫃。窗戶關著，窗簾拉了一半，透進來的光昏黃而稀薄。空氣中有一種淡淡的黴味，混著廉價香水的殘留氣息。
我走進去，從口袋裡掏出手套戴上。
桌面上有一面小圓鏡，一把梳子，幾根纏著斷髮的髮卡。梳子上纏著幾根長髮，我用鑷子夾起來，放進證物袋。梳子旁邊的抽屜半開著，我拉開，裡面有一個筆記本，塑膠封皮，印著當時流行的卡通圖案。
我翻開筆記本。字跡歪歪扭扭，很多錯別字，但一筆一劃寫得很用力，像是剛學會寫字不久的人。前面的幾頁記的是賬——買菜多少錢、房租多少錢、寄回家多少錢。從第六頁開始，出現了一個人名。
“陳生。今天請我吃飯。西餐。很好吃。”
“陳生說要帶我去南洋。讓我等他。”
“陳生送我回家。他的手很大方。”
“陳生今天生氣了。我不該問他的事。”
最後一條，日期是八月西日，她失蹤前一天。
“陳生約我明天晚上見面。說最後一次。我不知道要不要去。”
我合上筆記本，放回抽屜。開啟衣櫃，裡面掛著幾件廉價的衣服，大部分是化纖面料，顏色鮮豔但質地粗糙。櫃子最底層，塞著一個塑膠袋，裡面裝著幾樣零碎東西——一個破錢包、一張褪色的照片、一包開啟過的薄荷糖。
我拿起那包薄荷糖。
糖紙是銀色的，上面印著英文字母，還有一個皇冠的標誌。我開啟蓋子，裡面還有兩顆糖，橢圓形的，淺綠色，散發著一股淡淡的薄荷清香。
不是廟街能買到的東西。
我把糖放進證物袋，繼續翻找。床底下有一個紙箱，拉出來，裡面是一些舊報紙和雜物。報紙下面，壓著一張皺巴巴的糖紙——和那包薄荷糖一模一樣的銀色糖紙，但揉成了一團，像是被人攥在手裡過。
我把那張糖紙也收好。
走出出租屋時，周姨還站在走廊裡，靠在牆上，手裡夾著一支菸。
“找到什麼了？”她問。
“她走之前，有沒有什麼異常？”
周姨吸了一口煙，煙霧在昏暗的走廊裡散開。
“她走之前那天晚上，我聽到她在屋裡哭。哭了好久。”周姨掐滅菸頭，“第二天早上，她出門的時候，眼睛是腫的。我問她怎麼了，她說沒事，說要去見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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