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社的清晨比我想象的要安靜。辦公區裡只有幾個值夜班的編輯在打瞌睡，腦袋一點一點的，桌上攤著散亂的稿紙和喝了一半的咖啡，咖啡早己涼透，杯壁上凝著細密的水珠，像是他們疲憊的淚痕。空氣中瀰漫著油墨和紙張的氣味，混著淡淡的菸草香，還有一絲陳舊的黴味，讓人心裡泛起幾分沉悶，連呼吸都變得遲緩了幾分。趙倩領著我穿過一排排辦公桌，腳步放得很輕，指尖時不時扶一下眼鏡，指尖微微用力，鏡片微微滑動，眼神里滿是謹慎，生怕吵醒了打瞌睡的編輯，也生怕被人發現我們的行蹤，每走一步，都格外小心翼翼，連大氣都不敢喘。在角落裡的一張舊桌子前停下來，她眼底閃過一絲釋然，緊繃的身體也終於稍稍放鬆，長長地撥出了一口氣，胸口輕輕起伏著，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擔，指尖也終於鬆開了牛皮紙袋，指腹因為長時間用力，己經泛起了淡淡的紅痕，連指尖都有些發麻。
“這是校對室，平時沒什麼人來，安全。”她把牛皮紙袋放在桌上，輕輕拉開椅子讓我坐下，指尖依舊下意識地摩挲著紙袋的邊緣，語氣裡帶著一種記者特有的興奮，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成就感，眼底閃爍著光亮，像是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價值，也像是完成了一件埋藏心底許久的心願。“我昨晚翻了一整夜的舊報紙合訂本，翻得眼睛都酸了，揉了好幾次，還是忍不住流淚，終於找到了你要的東西，還好沒白費功夫。”她說著，揉了揉眼睛，眼底的紅血絲愈發明顯，眼尾還有一絲輕微的紅腫，顯然是熬了通宵，可鏡片後的眼睛，卻亮得驚人，指尖輕輕拂過牛皮紙袋，像是在呵護自己的心血，又像是在珍惜這來之不易的線索，那份小心翼翼，讓人動容。
她頓了頓，又補充道：“其實我不光是為了幫你，我當年剛進報社的時候，就想報道三年前碼頭罷工的真相，可那時候我資歷淺，沒人肯相信我，也沒人肯給我線索，主編還勸我不要多管閒事，說有些真相，不是我們能觸碰的，再查下去，只會引火燒身。可我始終覺得，記者的職責就是報道真相，就是為那些被冤枉、被忽視的人發聲，這次能找到這些資料，也算圓了我一個心願，不管能不能幫到你，我都想把真相挖出來，給那些死去的工人一個說法，也對得起我當記者的初心——我不想只做一個只會寫民生瑣事的記者，我想寫真相，寫那些被塵封的苦難，寫那些被掩蓋的冤屈。”這話裡的堅定，讓我看到了她作為記者的良知與堅守，也讓我明白，她的幫助，從來都不是被動的，而是源於自己的本心，這份堅守，也讓我心底泛起一陣共鳴，更加堅定了要查到底的決心，也更加敬佩這個看似柔弱、實則勇敢的姑娘。
她從紙袋裡抽出一疊泛黃的報紙，指尖小心翼翼地攤在桌上，動作輕柔得像是在呵護易碎的珍寶——那些報紙的邊緣己經磨損發毛，紙張泛著舊時光的黃，油墨味裡混著一種陳腐的氣息，像是沉睡了太久的東西突然被喚醒。她的指尖輕輕拂過報紙的標題，眼神里滿是認真，還有一絲對真相的敬畏，指尖微微顫抖，像是在觸碰一段沉重的過往，眼底泛起一絲酸澀，眼眶微微發紅，淚水在眼眶裡打轉，卻倔強地沒有掉下來——她翻遍了報社的檔案室，看到了太多當年工人的血淚，那些被塵封的苦難，那些被掩蓋的真相，那些無辜逝去的生命，讓她心底備受觸動，也讓她更加堅定了要把真相公之於眾的決心，哪怕前路有再多阻礙，也絕不退縮。
“三年前的碼頭罷工事件。”趙倩指著報紙的頭條標題，聲音裡帶著一種記者特有的興奮，“《彌敦道碼頭工人罷工，警方出動鎮壓，三人死亡》。這是當年的報道，連續登了七天。”
我接過報紙，一頁一頁地翻。
新聞寫得很有時代感——工人要求加薪、改善工作條件，資方拒絕，罷工升級，警方介入，衝突爆發，三人死亡，數十人受傷。工會指責警方使用過度武力，警方則稱工人們先動手，雙方各執一詞。
“最後怎麼解決的？”我問。
趙倩從紙袋裡抽出另一份報紙，翻到第三版：“最後法庭判了。警方是正當防衛，工人們先動手，打傷了幾名警員。涉案警員全部無罪釋放。關鍵證人是一個碼頭的管理人員，他出庭作證，說親眼看到工人們先動手。”
“陳國強。”我說。
“對。”趙倩點頭，又從紙袋裡抽出一張照片，推到我面前，“這是當時報紙上登的照片，罷工現場的。”
照片是黑白的，畫質有些模糊，但能看清內容——碼頭上擠滿了人，有工人舉著標語牌，有警察拿著警棍和盾牌，地上躺著一個人，旁邊是一攤深色的液體，應該是血。人群裡有一個穿著警服的人，站在最前面，手裡拿著警棍，正在指揮。
“這個人，”趙倩指著照片裡那個穿警服的人，“我放大比對過，應該就是莫清廉。”
她把另一張照片放在旁邊，是莫清廉的證件照——穿著警服，肩章清晰可見，面容嚴肅，眼神銳利。兩張照片放在一起比對，輪廓、身形、站姿，確實高度吻合。
“背面還有字。”趙倩把照片翻過來。
照片背面，用鉛筆寫著一行字，字跡潦草但清晰：
“莫清廉，碼頭鎮壓，1972年8月15日。”
我的手指猛地收緊，指節泛白。
1972年8月15日。正是精密儀器入境的同一天，三年前的同一個日子。
“還有別的嗎？”我問。
趙倩又從紙袋裡抽出幾份檔案，遞給我：“這是當年法庭的庭審記錄，我從檔案室影印的。陳國強的證詞在這裡，他說他看到工人先用鐵棍襲擊警員，然後警方才動手。但他的證詞有些矛盾——前面說工人用的是鐵棍，後面又說用的是木棍。當時辯方律師質疑過，但法官沒有采納。”
“法官是誰？”
“己經退休了，姓周，現在住在臺灣。”趙倩說，“我查過了，聯絡不上。”
我把照片和庭審記錄收好，放進自己的包裡。趙倩看著我，猶豫了一下，問：“林大哥，你查這些，是不是跟陳國強的死有關？”
我沒有回答，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多謝你，趙倩。這件事，你暫時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趙倩點了點頭，沒有追問。她是個聰明的記者，知道什麼時候該問，什麼時候不該問。
走出報社時，陽光己經穿透了薄霧，彌敦道的街面上鋪了一層金色的光。電車叮叮噹噹地駛過，車輪碾過鐵軌的聲音混著小販的叫賣聲，匯成一首熟悉的交響曲。我站在路邊，點了一支哈德門，望著遠處碼頭方向。
沈青禾那邊，不知道查得怎麼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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