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陪鍾紹元出席各種場合的過程中，沈棠逐漸對政治有了自己的理解。
起初她只是盡職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替他記住那些外國公使的名字和頭銜，在適當的時機接住話題，讓鍾紹元在社交場上更有面子。
但漸漸地她發現自己在那些宴會和酒會中不再只是旁觀者，她開始聽懂那些外交辭令底下的弦外之音，開始分辨哪些人在真心推動合作、哪些人只是來走個過場，也開始注意到一些之前從未留意過的人和事。
沈棠開始有了自己的疑問：外交和談判真的能解決問題嗎？
她是在德國新任公使的接風宴上第一次見到鍾紹文的。
之前去鍾公館時，她只見到了大嫂和兩個孩子，鍾紹文字人因為軍中事務繁忙始終沒有露面。
接風宴上，他坐在宴會廳角落的一張桌子旁，面前沒有擺酒杯，只有一杯己經涼透的白開水。
周圍觥籌交錯，各國公使和大總統的幕僚們正就法幣改革和關稅協定爭論不休，他卻像一尊沉默的鐵塔，與整個場合格格不入。
沈棠端著果汁在找安靜角落歇腳時恰好走到附近，兩個人目光碰了一下，她微微點了點頭算是打招呼，他也點了點頭，沒有多說什麼。
真正讓沈棠記住鍾紹文的，是那天宴席散後的一段小插曲。
她從洗手間出來時鐘紹元還在門口與英國參贊客套，她便繞到露臺上透氣，看見鍾紹文正站在露臺欄杆旁邊，手裡夾著一根沒點的煙。
他從口袋裡摸出火柴，劃了一根被風吹滅了，又劃了一根還是滅了。沈棠路過時本能地側身擋了一下風，火柴終於燃起來了。
鍾紹文愣了一下，把煙點著，說了聲多謝。
也許是露臺上的風太涼，也許是他覺得這個女孩子和廳裡那些花團錦簇的太太小姐不太一樣，鍾邵文開口問她在北平大學學什麼。
沈棠回答說：“外文，英法德都學，現在也在旁聽日文。”
鍾邵文有些驚訝：“沈小姐還學日文？”
沈棠不好意思笑笑：“我總覺得用得上，知己知彼。”
鍾邵文對這個準弟妹立刻刮目相看，又問：“在學校有沒有認識從東北來的學生?”
沈棠點了點頭：“外文系有好幾個東北流亡學生，日語系的一個女生全家都死在了奉天，自己一個人逃到關內來讀書。”
鍾紹文沉默了很久，再開口語氣有些沉重：“東北的冬天比北平冷得多，我當年帶兵駐紮在吉林，零下三十度，士兵們沒有棉鞋，凍掉了腳趾也不吭一聲，那些人也是中國人，現在連自己的家鄉都回不去了。要是連自己國家的土地都收不回來，打來打去還有什麼意思。”
他沒有再說下去，把煙掐滅，朝她點了點頭，轉身回了宴會廳。
沈棠獨自在露臺上站了很久。她想起看到那些東北流亡學生舉著標語遊行，想起許澤銘說過“我只替自己打仗”，想起何先生在閩省首斥日本人己經把情報站安插到了南洋的每一座港口。
她隱隱覺得鍾紹文是對的，與其把槍口對準自己人，不如一致對外。可她從小在軍營里長大，知道這種話在軍中意味著什麼——那是要冒極大政治風險的。她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這場對話，只是在心裡默默地想了很久。
後來沈棠終於找到一個機會，委婉地向鍾紹元提了一句。她說最近在北平大學聽了不少東北流亡學生的演講，覺得他們很不容易，又說東三省的難民越來越多，有好幾批人湧進關內。
沈棠有點期待的問：“政府有沒有想過和其他黨派聯合抗日？”
鍾紹元正在翻一份檔案，頭也沒抬，說：“這些事很複雜，不是學生遊行就能解決的。”
沈棠想起鍾邵文，又問：“那大哥怎麼看？”
鍾紹元翻檔案的手停了一瞬，然後繼續往下翻，說：“大哥那個人就是太理想主義了，國與國之間的爭端尚且可以在談判桌上解決，何況是國內的事。若是有實力的黨派聯合也就聯合了，那種鄉野出來的，不堪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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