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伙裡有死規矩，平日裡互不聯絡，唯有遇到火燒眉毛的緊急情況，才能通話。
楊樹斌沉聲問吳紅葉，出了什麼狀況。
二哥在電話那頭，語氣凝重地說：“我剛看新聞聯播，上頭講了，從明年一月一號起，不管是申領還是補辦身份證，都必須採集指紋了。咱們手裡的身份證，可得保管好了。萬一丟了去補，就得錄指紋。留下指紋，就等於留下了腦袋。”
楊樹斌聽完，腦袋“嗡”地一聲炸開了。
他猛地想到，吉林那樁案子走得太過匆忙，現場根本來不及收拾乾淨，極有可能留下了指紋。
一種不祥的預感，瞬間攫住了他，總覺得要出大事。
他當即在電話裡，給張玉良和吳紅葉下了兩道嚴令：第一，把你們的身份證都給我藏好了，就算丟了，也絕不許去補辦；第二，全都給我把尾巴緊緊夾起來，不許跟任何人發生半點衝突。
只有做到這兩條，或許才能躲過這回的清網行動。
楊樹斌盤算得雖周全，可這一次，他是在劫難逃了。
2011年10月26日，哈爾濱警方正式成立抓捕組，趕赴包頭拿人。
到了包頭，在當地警方的全力配合下，專案組很快便摸清了楊樹斌及兩名同夥的落腳點。
但行動組並未立刻收網，而是撒下人馬，日夜蹲守，要把每個人的活動軌跡、生活規律都摸得一清二楚，再同時動手，將其一網打盡。
蹲守了數日，偵查員們心中不禁暗自稱奇，這楊樹斌哪裡像個被通緝的殺人惡魔，分明是一副成功商界大佬的派頭。
名下又是檯球廳，又是遊戲廳，外加一家足療店，無論走到哪，人緣都極好。
當地人對他的評價出奇地一致：有錢，卻沒架子，為人特別隨和。
一日，楊樹斌在一家飯店與幾個當地朋友小聚。
哈爾濱市局巡特警支隊七大隊的副大隊長楊衛國，帶著兩名特警，身著便衣，就坐在隔壁的桌子。
多年的逃亡生涯，讓楊樹斌養成了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習慣，他會下意識地觀察周遭的每一個人、每一輛車，時刻提防著便衣警察。
此刻，他自然也注意到了警方這三人。
他側耳細聽，隱約聽見其中一人說了句：“貨一到手，回去就可以向任老闆交代了。”
楊樹斌一聽這話，心裡竟瞬間鬆快了些，只當是些倒騰煤、倒騰鋼材的生意人，跑到這兒進貨來了。
殊不知，說話的正是楊衛國，那話裡的真正意思是：只要抓到楊樹斌，便能回去向任局長交差了。
次日，楊衛國與一名叫周家林的特警，溜溜達達地來到張玉良的商店。
小店外頭掛著手機充值的牌子，兩人便借這個由頭，進去打探情況。
楊隊遞過話去：“給我充一百塊錢話費。”
店裡只有一個女人，正是張玉良的相好李紅。她滿臉歉意地回道：“實在不好意思，充值的機器壞了，今天充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