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世榮聽完，把茶杯放下來，沉吟了一會兒。
“有人要搞你，”他用潮州話說，嗓子沙沙的，“你在香港這邊賺了錢，大陸那邊有人覺得這錢自己也能賺，就動了心思。這種事，在你們那邊，叫做”他換回了粵語，找了一個詞，“摘桃子。”
“我知道。”
“那你怎麼打算？”
“先回去看看。如果是試探，我就讓他們探。如果是真搞，我就讓他們搞不下去。”陳守業端著茶杯，“方先生，我走這段時間，華興這邊……”
“我知道。”方世榮打斷了他，“倉庫我幫你看著，陳炳坤那邊我也打個招呼。香港這邊，三個月之內，不會出大問題。”
他停了一下，看著陳守業。
“但三個月之後，你如果還不回來，很多事就會鬆動了。”
陳守業明白他的意思。在香港這個地方，三個月是一個臨界點，三個月沒人露面，生意夥伴會散，客戶會找別人，道上的名聲會變淡。
“三個月之內，我肯定回來。”
方世榮點了點頭，把酒壺端起來，給兩人各倒了一杯。
“那就幹了。”
……
兩天後，陳守業登上了從香港開往廣州的船。
站在甲板上，維多利亞港的樓群在慢慢變小，天星碼頭的鐘樓、中環的英式建築、九龍的密集街道，這些東西在他身後慢慢地往後退。
他在香港這兩年的成果，都留在了身後那個城市裡，興的招牌、方世榮的合作、程敏那個本子裡密密麻麻的筆記、何廠長茶杯裡的酒。
他帶了什麼走？
身上一個行李袋，幾件衣服，口袋裡幾百塊錢。
他從廣州轉火車，一路往北。
火車上，他把這兩年的事在腦子裡過了一遍，兩次去美國取裝置、跟林明成打通東南亞、恆豐與亞聯洋行的摩擦、合義堂的滅門、德國格勒行的變卦。
每一件事，都能從華興的賬目上找到對應的記錄，賬，是他特意讓程敏做的，每一筆都清清楚楚。這是他在香港兩年裡，唯一不用擔心的東西。
但有人要搞他，賬做得再清楚也沒用。
需要“有人保他”，不是高明民那個級別的保，是更高層級的保。
他想了想，把口袋裡的那張電報又掏出來，重新看了一遍上面的公章。
是一個他不知道名字的部門。
這個部門，他回北京之前，得先弄清楚：它歸誰管，誰說了算，是衝著華興來的，還是衝著高明民來的。
這三個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他回北京之後怎麼動手。
火車輪子一下一下地碾著鐵軌，天快黑的時候，窗外終於出現了北京的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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