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科長是2002年冬天走的。
訊息是馬科長的兒子馬文軍打電話來的，電話打到軒尼詩道五樓，秀蘭接的。馬文軍在電話裡說，老爺子是凌晨三點走的，心臟衰竭，走得很安詳，沒受什麼罪，走之前還在看報紙，看著看著就睡著了，就沒再醒。
秀蘭把電話放下，去臥室找陳守業。陳守業正在空間裡侍弄菜地，秀蘭推門進來的時候身上帶著一股空間裡的泥土味和青菜味。
“守業，老馬走了。”
陳守業蹲在菜地邊上，手裡拿著一把小小鋤頭，鋤頭上沾著溼泥。他聽完以後沒有說話，把鋤頭放下，站起來，拍了拍手上的土。
“什麼時候的事。”
“凌晨三點，文軍剛打的電話。”
“走的時候疼不疼。”
“文軍說沒受罪，看著報紙睡過去的。”
“好。走得安詳就好。”
他從空間裡出來，回到客廳，坐在沙發上。秀蘭給他倒了一杯茶，他端著沒喝，放在膝蓋上，手按著茶杯。
馬科長。
他在腦子裡把這個名字過了一遍。馬科長是他1957年進紅星軋鋼廠時認識的，技術科的老科長，五十多歲，幹活仔細，做人本分。陳守業剛進廠的時候什麼都不懂，是馬科長一點一點教他的，從機床操作到零件檢測到生產流程，手把手帶出來的。
後來陳守業被下放，馬科長幫他在廠裡撐著。再後來陳守業去了香港，馬科長替他看著北京這邊的事。十幾年的交情，不是一句話兩句話能說清的。
陸為民走了。馬科長也走了。
他這輩子遇到過不少好人。陸為民是在體制裡給他遮風的人，馬科長是在廠裡給他撐腰的人。兩個人都不在了。
“我回北京一趟。”
“什麼時候。”
“明天。”
“我跟你去。”
“你腿不好，別折騰了。”
“我坐輪椅也去。”
陳守業看了她一眼，秀蘭的臉上有一種不容商量的表情。他認識她五十西年了，她要是鐵了心，十頭牛拉不回來。
“行，一起去。”
第二天兩人飛到北京。十二月的北京，冷，風颳在臉上像刀子。秀蘭裹著厚棉襖，走路慢，膝蓋的骨刺讓她每一步都皺一下眉，但她不吭聲，一步一步往前走。
馬科長的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規模不大，來的都是老同事和家屬。陳守業和秀蘭到的時候，馬文軍在門口等著，西十多歲的人，頭髮己經白了一些，眼睛紅著。
“陳叔，您來了。”
“文軍，節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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