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臺島松山機場—香江啟德機場
飛機從臺北松山機場起飛時，孫利人靠窗坐著，手裡捏著那份剛拿到手的退伍令。
紙張很薄，國防部的紅頭印章蓋得有些模糊，油墨還沒完全乾透，沾在他拇指邊緣留下了一小道暗紅色的印痕。
窗外，臺島的海岸線正在機翼下漸漸縮小，中央山脈的稜線若隱若現，雞隆港的貨輪變成了海面上細小的黑點。
身旁坐著的年輕少校，是他當年在緬甸帶過的參謀之一，姓鄭，七年前因“孫利人案”牽連被從陸軍總部調到邊疆守海防，這次也被一併批准退伍，低聲問了他一句：“將軍，我們還會回來嗎？”
孫利人沒有回答。
他把退伍令摺好放進中山裝內側口袋裡，手指觸到口袋裡另一件東西。
一枚弗吉尼亞軍校的校徽，銅質，邊緣磨得鋥亮，背面刻著他的畢業年份和學號。
這枚校徽陪了他大半輩子，陪他走過緬甸叢林、走過重慶陸軍大學、走過東北戰場、走過臺中被軟禁的日式平房。
他從沒摘下過它，也從沒向任何人解釋過為什麼，有些東西不需要解釋。
飛機穿過雲層時，陽光從舷窗照進來，把他清瘦的側臉映在半明半暗的光影裡。
他的顴骨很高，眼窩深陷，頭髮己經花白，但腰板仍然挺首如標槍。
那是在弗吉尼亞軍校的操場上練出來的姿態，也是新一軍在緬甸叢林裡淬鍊出來的姿態，軟禁了七年和臺中所有的花花草草都沒能磨掉它。
他看著窗外那片無邊的雲海，想起三個月前那個來臺中看他的香江人。
那個人帶了一封信。
信封上沒有署名，只有一行字，“遠征軍舊部，願赴馬來亞者，可持此函至香港告羅士打酒店六樓，旅費己備。
緬因之後，吾輩欠此一戰。”落款只有一個字：煌，他認得那個字。不需要署名，一個“煌”字就夠了。
那是衛公，他在遠征軍時的老搭檔，1944年滇西反攻時一起爬過高黎貢山的人。
衛立煌己經在北邊，在西九城擔任領導。立場雖然隔著一條海峽，但“煌”字落款穿透了一切的標籤，它只代表一件事，遠征軍欠的仗還沒打完。
他在花園那株茶花前站了很久。
茶花是他在軟禁第一年下的，他蹲下身把花拔了出來，用手抹乾淨鏟刃上的泥，然後插回工具箱，然後進屋洗了洗手，對妻子說了一句話：“我要去香港。”
他沒有解釋為什麼，她也沒有問。
香港啟德機場的跑道從九龍灣填海而成，飛機降落時起落架幾乎貼著海面。
孫立人提著那隻磨舊的棕色皮箱走出到大廳，香江六月的溼熱空氣就迎面撲來，帶著海水的鹹腥味和飛機燃油的焦味。
他站在到大廳門口，眯起眼睛看著眼前這座陌生的城市。
維多利亞港對岸的中環高樓林立，碼頭上的吊機正在往一艘貨輪上裝貨，街上的雙層巴士在狹窄的街道上穿行，這是他第一次踏上香江的土地。
一輛黑色平治轎車己經停在到大廳外。車旁站著一個穿灰布長衫的年輕人，賈東旭。
李學武在馬來亞訓練新兵，走不開，劉光天無奈又把賈東旭給調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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