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香江，啟德機場。
一架從廣州飛來的螺旋槳客機在細雨中降落，艙門開啟時，舷梯下站著兩個穿深灰色中山裝的男人。
他們沒有舉牌子，沒有喊名字，只是安靜地掃視著每一個走下舷梯的乘客。
走在最後的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衫，手裡提著一隻磨破了邊的舊皮箱。
他的頭髮梳得一絲不苟，但鬢角的白髮己經多過黑髮，眼鏡片後面那雙眼睛在看到舷梯下方那兩個中山裝男人時微微眯了一下——那是長年累月在政治運動中磨鍊出來的警覺，是一種不需要思考就能判斷周圍環境是否安全的本能。
“王教授？”其中一箇中山裝男人用標準的華語開口，聲音不高，但穿透了機場嘈雜的人聲。
王教授本能地握緊了皮箱把手，那是他三十年來唯一帶出大陸的東西——裡面裝著幾件換洗衣服、一本翻爛了的《工程力學》教材、一本被撕掉扉頁的《數學物理方法》。
還有一封用英文寫的信，信紙己經被反覆摺疊磨出了毛邊，落款處蓋著南洋聯邦國立大學的公章。
“我是。你們是——”
“我們是南洋聯邦移民局的工作人員。您的入境手續己經辦好了，安家費在機場銀行櫃檯，宿舍在大學城，實驗室鑰匙在系主任辦公室。請跟我們走。”
王教授站在那裡，嘴唇動了幾下。
他沒有想到對方會這樣說話——沒有審問，沒有盤查，沒有讓他填任何表格，只是告訴他實驗室鑰匙在哪裡。
他在北方從系主任變成牛棚裡的“反動學術權威”用了不到幾個月，從牛棚裡被放出來時沒有任何人跟他解釋為什麼。
現在站在香港啟德機場的細雨中，他忽然覺得這雨很暖——不是因為溫度，是因為這是他多年來第一次不需要對任何人解釋自己的存在。
“你們怎麼知道我坐這班飛機？”他問。
中山裝男人微微笑了一下。“王教授，您在清華大學的流體力學課程講義，聯邦國立大學工學院的圖書館裡有影印本。
您不知道這件事，但您的講義己經在聯邦教了半年的學生了。”
王教授把皮箱從右手換到左手，空出右手摘掉眼鏡擦了擦鏡片上的雨水，然後戴上眼鏡看著那兩個中山裝男人。
“我的講義——那些油印的講義，你們從哪裡弄到的？”
“從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您的學生把講義帶到了香港，又帶到了新加坡。
講義上沒有您的名字，但我們的人花了兩個月時間比對筆跡和課程大綱，確認是您的作品。”
王教授沒有再問任何問題，他提著那隻舊皮箱，跟著兩個中山裝男人走進了機場大廳。
在貨幣兌換櫃檯，移民局工作人員遞給他一個信封，裡面裝著一張聯邦銀行的存摺和一疊聯邦元現鈔。
他開啟存摺，上面印著他的名字，存款餘額是一筆安家費。
他沒有問這筆錢從哪裡來，只是用手指在存摺封面上輕輕摸了一下——那是他多年來第一次摸到一張寫著自己名字的、代表著合法身份的證件。
同一天，新漢都聯邦移民局總部。
李耀祖坐在局長辦公室裡，面前攤著一份厚厚的檔案夾，裡面是過去幾個月內透過“人才引進快速審批通道”入境的國內知識分子名單。
名單按專業分類——土木工程、機械製造、石油化工、冶金、基礎物理、應用數學、熱帶醫學、農業技術——每一頁的頁尾都有他用紅筆標註的批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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