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國勝目不斜視，穿過主幹道，拐上辦公樓側面那條煤渣小路。
辦公樓是一棟三層灰磚樓，廣播室在一樓最東頭，窗戶對著東牆，窗外是一排掉了葉子的老槐樹。
鍾國勝貼著牆根摸過去，蹲在最後一棵槐樹後面，探頭往廣播室的窗戶裡看了一眼，裡面有人。
一個梳著齊耳短髮的女播音員正坐在桌前翻報紙，桌上放著麥克風。一臺擴音器，還有一沓廣播稿，門虛掩著。
鍾國勝縮回頭，把後背貼在牆上，等著，他的呼吸很輕，眼睛盯著窗戶那側的一舉一動，心跳不快，穩得很。
這種緊張感跟前世在談判桌上等著對手出錯的那一刻差不多，急沒用，等就是了。
大概等了十分鐘，女播音員站起來，把報紙放到一邊，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推門出去了，門在她身後輕輕合上，沒有鎖。
鍾國勝沒有立刻動，他又等了半分鐘，確認腳步聲已經走遠，然後快步從槐樹後面閃出來，推開廣播室的門，側身閃了進去。
廣播室不大，十來平米，桌子正中間放著麥克風，旁邊是一臺擴音器，面板上有幾個旋鈕和一個紅色開關，牆上掛著廣播排班表和一張安全生產宣傳畫。
鍾國勝把門關上，手指摸到門鎖，咔嗒一聲反鎖了，然後他拖過桌旁的兩把椅子，斜著別在門把手下面，又搬起牆角那張堆廣播稿的小方桌，壓在椅子上面，死死頂住門。
做完這些，鍾國勝轉身走到麥克風前面，坐下。
擴音器上有個紅色按鈕，旁邊標著“開關”。
鍾國勝深吸了一口氣，伸手按了下去，擴音器嗡了一聲，電流的低鳴聲響起來，面板上那盞綠色的小燈亮了。
鍾國勝把麥克風往自己這邊挪了挪，手指在話筒上輕輕敲了兩下，敲擊聲從辦公樓外面的高音喇叭裡傳出來，在整個廠區上空迴盪了兩下。
車間裡，幾個正圍著機床幹活的工人停下了手裡的活，抬頭往喇叭的方向看了一眼。
食堂裡，正在揉麵的師傅抬頭看了一眼牆上的喇叭，嘀咕了一句“這個點播什麼廣播”。
辦公樓裡，一個夾著檔案的年輕幹事在走廊裡停下腳步，回頭看了一眼廣播室的方向。
鍾國勝開口了。
“紅星軋鋼廠的全體工人同志們，你們好，我叫鍾國勝，今年剛滿十八歲，我的父親，是原紅星軋鋼廠保衛處內保大隊大隊長——鍾大山。”
機器聲還沒有完全停下，但有不少工人已經放下了手裡的活，這個名字，老一輩的工人是記得的。
保衛處的大隊長，抓特務死的，那年廠裡開了追悼會，廠長親自唸的悼詞。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我父親為保護三車間的精密裝置和工友的生命安全，與潛入廠區的敵特分子英勇搏鬥，壯烈犧牲，後來，他被追認為烈士。”
鍾國勝頓了一下，他的聲音很平，沒有哭腔，沒有怒吼，就是一句一句地往下說，像是在唸一份報告。
“我父親犧牲後，我母親悲痛過度，一病不起，家中沒有積蓄——我父親生前每月工資大部分寄給了戰友遺屬，母親需要吃藥，需要治療。但父親犧牲後，軋鋼廠應發放的烈士撫卹金，遲遲沒有到。我母親等了幾個月，等到病情惡化了，等到藥都買不起了，還是沒有等到，我母親病逝了。”
車間裡的工人徹底停下了機器，有人從工具箱後面站起來，有人摘下了手套，一個頭發花白的老鉗工站在車床邊，嘴唇緊緊抿著，臉上的皺紋像是刀刻的一樣。
“我父親因公殉職，按照政策，烈士未成年遺屬每月應有撫卹補貼，標準為每月二十元。但從母親去世到現在，將近三年，這筆補貼，我一分錢都沒有見到。父親犧牲後，他的崗位按規定應由家屬頂替或保留，但到現在為止，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一張審批表格。”
鍾國勝的聲音停了一瞬，他抬起眼，看著麥克風，問出了三句話。
“我想問一下——我父親的撫卹金，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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