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樓東側的三間辦公室被臨時騰出來做了聯合調查組的辦公點，市局的公安在左手第一間，冶金工業部調查組在中間，烈屬辦和市紀委在右手那間。
走廊裡站滿了人，有穿著公安制服的在低聲交流，有夾著筆記本的秘書匆匆穿過人群，有人把一摞摞檔案盒往臨時拼起來的長條桌上放，桌腿被壓得吱嘎響。
市公安局來的經偵老手姓方，四十出頭，臉上的表情不多，坐在桌前把檔案盒開啟，一份一份地攤開來。
撫卹金髮放存根。遺屬補貼撥付臺賬，每一頁泛黃的紙都是一條線索，他用手指點著紙面，逐行往下看，看到一半，手指停了。
“鍾大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犧牲，一次性撫卹金八百元，領取人簽章——”
方公安把那張存根抽出來，放在桌面上，讓旁邊兩個同事也看清上面的字跡；“易中海，領取日期，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
旁邊一個年輕公安湊過來看了一眼，皺起了眉：“易中海是誰？按規矩撫卹金應該直接送到家屬手上，為什麼是他簽字領的？”
方公安沒答話，繼續往下翻，撫卹金之後是每月二十元的遺屬補貼，臺賬上記錄得很清楚：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十月，共四十六個月，合計九百二十元。每一筆的領取人簽章欄裡，都蓋著同一個人的印章——易中海。四十六個墨印，整整齊齊排列在泛黃的紙頁上，像一條鐵鏈，把三年零十個月的時間鎖得死死的。
方公安把臺賬合上，站起來，走到門口，跟走廊裡等著的聯合調查組負責人說了一句：“撫卹金八百元，遺屬補貼九百二十元，合計一千七百二十元，全部由同一個人領取——易中海。按規矩，這兩筆錢都應該直接送到家屬本人手上，由家屬本人簽字或按手印。易中海沒有這個資格。”
方公安頓了頓說：“人控制住了沒有？”
“已經派人去鉗工車間了。”
孫大勇站在走廊裡，臉上的表情說不出是憤怒還是愧疚：“鉗工車間的人說他剛才還在車間。”
“控制住。”
方公安說：“還有，發放遺屬補貼的人是誰？臺賬上每一筆都要經手人簽字，這個經手人也是關鍵。”
方公安轉身回了房間，把臺賬上經手人簽字那一欄一個一個地翻，四十六個月的記錄，前面幾個月的經手人是一個名字，到了一九六三年初換成了另一個名字——財務科副科長，姓馬，後面的三年多，經手人全是這個馬副科長。
“查這個馬副科長。”
方公安把臺賬推給旁邊的同事；“他跟易中海是什麼關係，為什麼每個月的遺屬補貼都經他的手放給易中海。”
與此同時，保衛處的調查也在同步推進。
鍾大山的工位頂替審批表被從檔案室調了出來，審批表上寫得很清楚：鍾大山，保衛處內保大隊大隊長，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犧牲。崗位頂替人一欄填著一個名字——馬小軍，性別男，年齡二十歲，與烈士關係一欄寫的是“無”，審批日期一九六二年二月。審批表上的簽字欄裡，保衛處當時負責的一個副科長簽了字。
孫大勇把這張審批表拿在手裡，看了很久，他認得這個筆跡——那個副科長已經在兩年前調走了，但審批表上的簽名做不了假。
馬小軍，姓馬，財務科的馬副科長，也姓馬，保衛處當時經辦工位頂替的那個副科長，把鍾大山的工位給了馬副科長的兒子，而馬副科長，每個月把鍾國勝的遺屬補貼親手交給易中海。
這根線，就這麼對上了。
孫大勇把審批表放在桌上，指節在桌面上敲了兩下，轉身出了辦公室，走廊裡，幾個保衛幹事正等著他的命令。
孫大勇的聲音壓得很低，語氣中是強壓的怒火：“保衛處當時經辦鍾大山工位頂替的人，找到他，不在四九城就去外地把人帶回來。還有一個財務科的馬副科長，遺屬補貼臺賬上每一筆都是他經手的，這兩個人，一個跑不掉。”
保衛幹事們應了一聲，分頭去辦，孫大勇站在走廊裡，看著窗外辦公樓前黑壓壓的人群，工人們還在等著，沒有人散去。
孫大勇轉過身，朝二樓臨時辦公室走去，準備把保衛處查到的工位頂替情況報給聯合調查組。
二樓左手第一間辦公室裡，方公安已經把撫卹金存根。遺屬補貼臺賬和工位頂替審批表三份材料並排擺在桌上。
三份材料，指向三個人——易中海領了撫卹金和補貼，馬副科長經辦了補貼發放並讓兒子頂了鍾大山的崗位，保衛處當時的副科長在審批表上籤了字，這三個人缺了任何一環，鍾大山的撫卹金和工位都落不到這個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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