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姣笑了一下。
在這些工人安置的方式上，她其實考慮過三種方案。
其中一種是公私合作，像摩星嶺那樣，政府撥地、做基礎配套，私人企業出資蓋樓、負責管理，共同解決安置問題。
但這條路她很快否了。原因很簡單：控制權不在她手裡，公私合作意味著她要跟多個政府部門反覆磋商，任何一個部門的反對都可能讓整個方案擱淺。
二是資產權屬不明，地是政府的，樓是她出錢蓋的，將來想改用途、想融資，處處受制；責任還扯不清，工人一鬧，政府推給她，她能推給政府嗎？所以最後背鍋的還是她。
何況這種模式只是權宜之計，政府後來主推徙置大廈，小規模合作很快被邊緣化。她投進去的錢，搞不好就打了水漂。談判成本也太高，碼頭上的工人等不了那麼多輪會議。
第二種方案，是她自己掏腰包，用現金補償、搬遷費等方式一家一家跟居民談判，讓他們自己搬走。
優點是快，乾淨。錢到位，人走地空，不用等政府開會。她一個人說了算，沒有產權糾紛。
缺點是其中一戶不搬，整片地動不了，而且補償標準不統一，價碼會被互相抬上去，成本不可控，法律上也有隱患，簽了字也可能被反悔。
最關鍵的是，錢花出去就沒了，留不下任何可以增值的資產。
與前兩種方案相比，工人房屋政策才是她真正想走的路。
政府按市價三分之一批地，她獨資蓋樓，全權管理。
不跟多個部門扯皮，不用挨家挨戶談判。
蓋好的樓，產權清晰，可抵押、可收租，將來還能修契改用途，完全變成她的私人資產。
政府不花一分錢就能穩住棚戶區，她投出去的錢變成了資產。
這條路也有劣勢，審批流程長，還不好審批下來。
但長不是問題，她手裡有碼頭上的幾百戶工人，有今天攔車鬧事的報紙，這些工人就是她最好的籌碼。
她不是一個人在等結果，是整個碼頭的幾千人都在替她催。
“焦署長，我跟您說實話。碼頭上那些人，安置是必須的，拖不下去。但我不想給政府添負擔。我自己出錢，自己蓋樓，自己管理，不需要政府撥一分錢的安置款。政府只需要批一塊地給我，按工人房屋政策來辦就行。地價按市價的三分之一算，我照付。”
林姣看對方並不反感，繼續解釋道：“焦署長，我算過一筆賬。如果政府自己來安置這幾百戶人，批地蓋樓，錢都要從公共基礎建設中出來。現在資源這麼緊張，排隊的人那麼多，碼頭上這些人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等到他們等不及了，鬧起來，政府又要花更大的力氣去按。按住了還好，按不住上了報紙，傳到倫敦去，對誰都不好。”
焦署長也知道這些人得安置，棚戶區在那裡紮了幾十年，不是他的問題，
但要是真鬧大了，到那時候，開會、寫報告、解釋原因，哪一樣都少不了他。
而且他們也對這些人的安置頭疼，1953年聖誕節，石硤尾木屋區的大火誰都難以忘懷。
那火燒了將近六個小時，從白田村一路燒到窩仔村，五個村莊化為灰燼，燒燬了兩千五百多間木屋。
有五萬三千人一夜之間無家可歸。
那時候的焦署長還只是個高階工程師，五萬多人擠在街頭，光一天的救濟糧就是個天文數字，政府覺得再給災民吃下去，這些錢都夠建幾棟樓了。
給這些人每人發一筆錢讓他們自己找地方住，一錘子買賣，看似最省事的辦法。
可那些人拿了錢能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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