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兩個詩人的偶然變化，而是整個時代的集體轉向。”
畫面再切換，法顯在恆河邊抄寫經文，玄奘獨自穿越沙漠，身後是一串長長的腳印，杜環遊歷中亞。
“唐以前的中國人，骨子裡有一種面對未知的探尋。
法顯去印度取經，六十多歲出發，走了十五年，回來寫了一本《佛國記》。
玄奘一個人穿越沙漠，去時偷渡，回來時帶著六百五十七部梵文經典。
這些人身上有一種共同的東西，他們不怕遠，不怕難，不怕死在路上。”
“安史之亂後，這種氣質逐漸消失了。
宋朝以後，中國人的對外心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不再是‘向外看’，而是‘向內看’。
宋朝的街市比唐朝更熱鬧，宋朝的稅收比唐朝更豐厚，宋朝的城市比唐朝更精緻。
如果我們只帶著經濟數字穿越回去，甚至會以為宋朝比唐朝更好。
我們來做一個小實驗，去開封城門口，隨便拉住一個書生，問他西域在哪裡？
他或許會告訴你：西域在河西走廊以西，但現在那是西夏的地盤。
你再問：你想去看看嗎？
他會像看瘋子一樣看著你：為什麼要去？那裡都是蠻夷，又窮又險，朝廷又不管，我讀聖賢書，是為了考進士、做京官，去那種地方做什麼？
“安史之亂製造了一個漫長的不安全感。
藩鎮割據讓你不能信任同袍，異族入侵讓你不能信任鄰居，皇帝的頻繁更迭讓你不能信任朝廷。
一個從少年時代起就活在不信任裡的人，他還會相信什麼呢？
他只能相信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腳下的土地，手中的糧食，身邊的宗族。
華夏在安史之亂後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內向化轉型。
我們不寫邊塞詩了，我們寫山水詞。
我們不關心絲綢之路了，我們開始修地方誌。
從此以後，華夏知識分子最優秀的頭腦，開始向內尋找答案，開始修史、注經、談性理、辨心性。
這些也都很了不起，但它們不再指向未知的遠方。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還有誰敢說呢？”
欲言不止停了幾秒，才再度開口。
“這之間的差距，我們不能簡單地說誰好誰壞。
一個文明能夠收縮、能夠內守、能夠在逆境中存活下來，本身就是一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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