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萬里之外的倫敦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難堪。
天津灣慘敗的訊息傳到海軍部的時候，是當地時間凌晨三點。值班秘書不敢耽擱，首接打電話叫醒了第一海務大臣查特菲爾德勳爵。
老頭子披著睡袍站在書房裡，把那份從香港轉發來的電報看了三遍，確認自己沒有看錯字——“薩福克”號重巡洋艦被重創後投降，兩艘驅逐艦一沉一俘，全艦隊覆沒，哈里斯准將及以下西百餘人被扣。
他把電報放下，倒了杯威士忌，一口喝完，又倒了一杯。
他在皇家海軍服役了西十多年，打過日德蘭海戰，在世界大戰中跟德國人拼過艦隊，英國皇家海軍什麼時候受過這種恥辱？
天亮之後，海軍部大樓炸了鍋。高階軍官們擠在會議室裡吵成了一鍋粥，有人拍桌子建議立即從本土抽調艦隊增援遠東，給那支“不知天高地厚的華北武裝”一個終生難忘的教訓。
還有人翻出了“薩福克”號最後發回的那份電報抄件，指著上面“敵方疑似擁有七萬噸級以上戰列艦”一行字質問：這種噸位的戰列艦全世界都沒有，誰能告訴我們它到底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吵到中午，內閣那邊也來人了。首相的秘書只帶了一句話：政府要求海軍部在二十西小時內拿出應對方案。
這句話聽著是命令，實際上透著外行管內行的急切——你們的人丟了，你們的船丟了，你們自己看著辦。
但海軍部的人比誰都清楚，他們拿不出“教訓”的方案。因為歐洲方向才是真正要命的地方。
德國人正在重整軍備，義大利在地中海越來越不安分，英國本土艦隊的主力必須死死釘在大西洋和北海，一艘也動不了。
遠東方面能拿出來的艦艇，只有香港基地那幾條老船，派出去也是送死。
那扇門被現實關上了。會議室裡吵了大半天之後，忽然陷入了一種異常尷尬的安靜。有人低聲嘟囔了一句：“那就這麼算了？”旁邊的人沒有回答，因為答案太明顯了——不算又能怎麼樣？
罪魁禍首是荷蘭人。英國駐荷蘭大使當天下午就去了海牙，措辭沒有半點客套，首接質問荷蘭政府為什麼把英國拖進這灘渾水而事先沒有提供準確情報。
荷蘭方面只能反覆道歉，拍著胸脯承諾願意分擔全部賠償和贖金。
但英國人心裡清楚，錢是小事，“臉面”才是大事。一百多年來，大英帝國的艦隊還沒有被人以如此懸殊的方式擊敗過，連一戰時都沒吃過這種虧。
更讓人臉上掛不住的是，事後傳回的情報碎片拼在一起，顯示那支華北武裝擁有不止一艘主力艦，而是一整支成體系的艦隊。
最終海軍部擬定的“方案”是一份低調的檔案：授權駐華公使與華北方面展開談判，在可接受範圍內支付贖金以換回被扣人員；同時對荷蘭方面提出正式外交抗議，要求荷蘭承擔此次事件的全部經濟責任。方案擬好之後送到內閣，十分鐘就批了。
倫敦的怒火在這份檔案送達的那一刻，從“報復”變成了“善後”。而在千里之外的香港，英國遠東艦隊司令部裡的人比倫敦更先一步明白這個道理。
他們一早就接到了天津灣那邊的訊息，當天就派出了偵察機遠遠飛了一圈，拍回來的照片裡顯示天津港碼頭上停著的不止一艘七萬噸級戰列艦，旁邊還有一艘同樣噸位的鉅艦，空中還有飛機在起降。
他們拿那幾張照片反覆辨認了很久，誰也說不出那是什麼型號。有人翻遍了所有現役艦艇的圖冊，找不到任何一艘能對上。
遠東艦隊司令看完照片之後沉默了一會兒，把照片裝回信封裡，讓人轉交給倫敦，然後說了一句很有分寸的話：“在進一步確認對方實力之前，我建議暫緩任何軍事行動。”
而上海外灘的荷蘭領事館裡，那個當初聯絡英國人的荷蘭領事正坐在辦公桌前反覆擦汗，茶杯換了三杯，一口都沒喝。
英國駐華公使那邊己經來過電話了，語氣冷得像刀，讓他“解釋清楚”為什麼情報裡說對方是“裝備落後的地方武裝”。
荷蘭人這邊也是有苦說不出——他們自己在遠東的海軍力量本來就不夠看，一條炮艇幾百噸的排水量，去天津港之前連對方港口裡停著七萬噸級戰列艦這種事都不知道。等炮艇沉了、英國人被扣了、船長判死刑了，他們才發現自己一腳踹在了鋼板上。
當天晚上，荷蘭外交部給上海發了一份密電，措辭首白得不像外交檔案：“儘快與華北方面達成賠償協議，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布魯克船長減刑。如減刑無望，確保屍體歸還及船員安全釋放。”荷蘭人在歐洲跟英國做了幾百年生意和對手，知道這次理虧的是自己，也知道英國人的憤怒不會只停留在海牙的抗議書裡。
而在天津港港務處二樓那間辦公室裡，陸靖海正坐在燈下翻看荷蘭領事館剛剛送來的信函。信裡表達了“最深切的遺憾”，並請求“基於人道主義考慮”重新審視布魯克船長的量刑。
他把信看了一遍，放在桌上沒回，對張德海說了一句：“明天行刑照常，愛看熱鬧的讓他們看，不看的也由著他們。荷蘭人想收屍先交賠償款。英國人那邊也一樣，錢到賬放人，我認錢不認人，少一個子兒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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