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陸靖海的海軍基地忙得如火如荼之時，千里之外的東京的外務省大樓儼然要比海軍省安靜。
外交官們走路不快，說話不快，就連翻檔案的速度都比軍人慢半拍。這是他們的職業習慣——快的事交給軍隊去辦，外交要慢，慢了才有迴旋餘地。
但今天不一樣。
海軍省在十九日下午就把那枚啞彈的訊息通報給了外務省。通報的方式不是正式公文，而是一個參謀直接登門，當面口頭傳達的。這在講究文書流程的外務省幾乎從未發生過。接洽的官員聽完之後，愣了幾秒，然後問了一句：“確定是毛熊？”
參謀說：“炸彈上有毛熊兵工廠的銘文。”
外務省的人沒有再問。他們開始起草檔案。
二十日上午，外務省已經把抗議書的初稿擬好了。措辭經過反覆推敲，既要表達“最嚴厲的抗議”，又不能把話說死——萬一將來發現不是毛熊乾的，外交上還有轉圜的餘地。外交就是這樣，每一句話都要留後路。
但海軍那邊催得緊。軍令部的人一早就打電話來問：“抗議書什麼時候遞交？佐世保的傷亡人數又增加了，工廠的修復至少需要一年，前線的補給已經被延誤了。不能再拖。”
外務省的人說：“正在走流程。”
軍令部的人說：“什麼流程？你們的流程比修佐世保的船塢還慢。”
外務省的人沒有接這句話。
二十一日上午，抗議書終於定稿了。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在檔案上籤了字，蓋上外務省的大印。檔案裝在深藍色的皮包裡，由專人護送，前往毛熊駐日大使館。
毛熊駐日大使館在東京麻布區，一棟灰色的石頭建築，窗戶不大，外牆很厚，看起來不像外交機構，倒像一座小型堡壘。大門口的旗杆上掛著鐮刀錘子的紅旗，在八月的微風裡懶洋洋地飄著。
外務省的官員在大使館門口等了十分鐘才被允許進去。接待他的是毛熊駐日代辦——大使正好不在東京，據說是回莫斯科述職了。
代辦是個四十多歲的職業外交官，姓什麼外務省的人記不太清，好像叫維克托羅夫，頭髮稀疏，戴著一副圓框眼鏡，說話的時候喜歡把兩隻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擱在桌面上。
日本方面的人把抗議書遞過去，用日語唸了一遍，又用俄語翻譯了一遍。維克托羅夫沒有打斷，也沒有做筆記，就那樣坐在椅子上，雙手交叉，安靜地聽。
聽完之後，他說：“我記下了。會向莫斯科報告。”
“就這些？”日本方面的人問。
“就這些。”維克托羅夫說，臉上什麼表情都沒有。
日本方面的人沒有再問。他們站起來，微微鞠了一躬，轉身走出了大使館。出了大門之後，其中一個年輕的隨員低聲說了一句：“連杯茶都沒給倒。”年長的那個瞪了他一眼，意思是這種話不該說。
維克托羅夫在日本人走後，立刻給莫斯科發了一封加密電報。電報的內容不長，大意是：日本外務省就佐世保事件向毛熊提出正式抗議，指控毛熊海軍或空軍參與了襲擊。附上了日本方面提交的證據摘要，主要是那枚啞彈上發現的俄文兵工廠銘文。
電報發出去之後，他坐在辦公室裡，摘下眼鏡，用一塊麂皮絨布慢慢地擦著鏡片。
他望著窗外沉沉的夜色，指尖無意識地摩挲著桌角，心裡清楚這件事的份量——一旦踏出這一步，整個行業的格局都可能被改寫。
但更讓他不安的是——他不知道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和毛熊有關。
